后记　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第5/7页）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德国人希望赎罪与忏悔有一个结局，渴望“终点时刻”，渴望顺顺当当地尽释前嫌，而在这些期待得不到回应时，往往就会愤愤不平。在我们的一次集会上，有位青年人说，她已经厌倦了出门旅行时老听人问起纳粹。她当年还没降生，而且憎恶纳粹的所作所为，但她，一个德国青年，感觉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因为她不时要为德国历史的那一章而听人指责。据知，这些讨论最后会充斥一种排犹情绪，人们会听到“犹太人的报复心理”一类话，这类话往往还伴随着批评今天的以色列，批评它在黎巴嫩的政策，批评犹太人在南非的行为。

人们对今日以色列的犹太人和当年的德国人做出了比较。人们说，我们现在明白了犹太人一样可能横行肆虐，做不公正的事情。他们面对受害者，不会永远心存歉疚，将自己当成恶人。许多德国青年人自认感到沮丧，因为不管做什么都不够，都没有用处。

许多采访对象都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我作为一个犹太人，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本书。一些犹太人认为，这个题目还是留待纳粹分子的后人来写为好。而其他人却相信，只有犹太人才能写好它，因为采访对象对别的人肯定会有不同反应。一些人惊奇的是，本书的写作竟用了这样长的时间，而且作者还是一个犹太人。在此期间，第三代人几乎已经成年，战后出生的一些人甚至成了祖父母。部分由于战后时期的压抑气氛，以至到目前，还没有人去写一写那些凶犯的子女，因此，我以不为旧日罪孽所苦的犹太人之身，探讨纳粹子女如何自处这一问题，也是事出有因。在一些讨论中，人们也曾问起，我是否对我的一些采访对象过于尖刻，因而妨碍了他们保持客观态度。

当然，对采访对象来说，这不是一种“正常状态”，而由我这样一个犹太人来与纳粹子女交谈，也不是一种“正常状态”，但并不存在歪曲的问题，或真实性和坦率性的问题。许多有着同样历史的人告诉我，多少年来，他们感到难以向一个背景相同的人袒露内心，但他们可以想象与一个外人坦诚相见。这样，所谓犹太人不应关注这类问题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正如不是只有犹太人才能去写犹太人一样，也不能认为只有纳粹分子或他们的子女才能去写他们自己。

我的两本书，一本关于纳粹凶犯的子女，一本关于受害者的子女，引起了几代人之间的冲突。老一代人不愿听到或读到他们的过去，但第二代人逐渐开始调查并消化那个时代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最近，奥地利纳粹首脑、前帝国荷兰总督赛斯·因克瓦特的孙子，向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博物馆的一次展出提供了资金和个人支持。他的贡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且一开始遭到拒绝。但面对支持小因克瓦特的示威浪潮，主办者重新做出考虑，认为这个青年人的举动可能大大有助于促进和解，其重要性或许超过了许多财务捐助。

新的一代试图从罪孽、协从和责任问题中摆脱出来，在新的开放的气氛下，我们也看到了困惑和冷漠的表示。父母或祖父母的问题或许已不像一二十年前那样尖锐，对那些年龄处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人来说，第三帝国的历史已不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最后一堆瓦砾已经清除，老纳粹分子或者退隐了，或者死去了，出任政府要职的人，那时或者还没出生，或者仍然年少。“新生代”对过去的公开否定和好奇常令“老家伙们”感到难堪。

总结德国人对本书的反应，我必须说，人们以怀疑为重：怀疑他们——德国新人——是否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确实截然不同；怀疑他们在心理上是否仍然与纳粹凶犯藕断丝连。这种怀疑孕育着极大的希望，直到不久前，德国人仍坚信，历史绝不会重演。但今天，情况已并非如此。今天，他们说，他们希望及时觉察危险，防患于未然，他们说，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因此，必须提高警惕。而这种戒心，相对于相信历史不会重演的信念而言，更有助于防止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卷土重来。

但德国却并非唯一的国家，并非只在这里，本书才搅动了对以往的论争。例如，在荷兰，出版商就计划附加一章，谈论荷兰纳粹分子的子女。本书的法文版将收入一篇序言，讨论法奸的作为，而此时，对克劳斯·巴比的审判正在新闻报道中沸沸扬扬。希腊文版中提到了以往的军事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