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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以前，一九三八年，三月的一个礼拜六早上，空气清新怡人。早餐后，何凤山走出他在维也纳的家门，他准备步行到领事馆，看看德国有什么新闻。近日来，他密切关注着来往于德国和奥地利之间的电话和指令，什么都可能发生，什么都不确定。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队，大家都想把钱取出来，放在身上才放心。前一天，孔祥熙和他通过话，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是通过暗线联络的。孔祥熙告诉他，纳粹德国随时都可能拿下奥地利，但过程应该是平和的。因此他想去领事馆，在那里，消息会更多更及时一些。冬天快要结束，这是一个明媚的清晨，他很想走一走，于是，穿上他的外套，戴上软呢帽，走出了家门。

当他快要走到那条绿树成荫的大马路时，他听到了卡车发动机的声音，还有行军的踏步声。他以为自己听错了。拐过街角，他蓦然发现，大马路上都是士兵。没错，德国人来了。

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人群聚集在路障后面，其中有几人在欢呼着，伸手做着纳粹的手势。愚蠢，他暗暗骂了一句。他站在人群中，伸长了脖子察看马路上的状况，可他只能看到士兵，六个人一排，起码有几百排，数也数不清，他的心沉了下去。

“何领事。”他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声音，他转过身去。

“仁慈的主啊！”他轻声唤道。这句话，是他小时候学会的第一句英语，那位挪威老师教他的。直到现在，他还是经常脱口而出。

一转头，他看见了莉莉丝.希尔维亚.多兰，他认识这个女孩子，他上她家吃过两次晚饭。“希尔维亚，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我本来和同学在一起的，可我和他们走散了。”看上去她都快要哭了，可怜啊，他心想。多兰家是犹太人，眼前的这些列队士兵，对于她的家庭来说，是令人惊恐的纳粹势力的展示。

她在发抖，何凤山握住了她的小手，“走吧，”他说，“我送你回家。”

他冷静地牵着希尔维亚的手，离开了纳粹军人和用德语高呼着胜利的人群。他们转进了一条安静的小路，道路两边的树木枝丫光秃，路边的房子窗帘低垂，一派肃杀静穆的气氛。和这个小姑娘走在路上，何领事能感觉到注视着他们的目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看着他们。春天快要到了，可是人们的心进入了严冬，没有人敢于随便出门了，尤其是在维也纳的犹太人。

他按响了她家的门铃，希尔维亚的爸爸妈妈小心翼翼地开了门，一见到他，就眼泪汪汪的。

“好了，好了，”他沉稳地说道，“她现在安全无事了。如果你们还是很怕，我可以留下来多待一会儿。我是个外交官，总领事，只要我在这里，没有人敢伤害你们。”

说着，他在客厅里坐下了，就着温暖的火炉，和希尔维亚，还有她哥哥卡尔，以及她的爸爸妈妈聊着天。直到夜幕降临，赫尔和弗洛.多兰觉得应该没问题了，何凤山可以回家了。“记住，”他走之前说，“我们是朋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接下来的几个月，针对犹太人的行动变得经常化、公开化。他看到纳粹党的人守候在犹太教堂外，看到做完礼拜出来的犹太人，就捉住他们扔进卡车，然后，逼迫他们用犹太祈祷巾洗擦纳粹兵营的便池。何凤山鄙夷这样恶毒的行为，荒唐幼稚，而充满了仇恨。

夏天来临的时候，中国领事馆门口开始排起了长队。不久，队伍变得越来越长，人们一排就是好几个小时。

他们都是犹太人。

那天早上去上班，他看见了领事馆门口的长长的队伍。“发生什么事了？”他低声询问他的秘书国美。

“签证，”她说道，“他们排队要签证。”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签证？”

她耸了耸肩。

他走进了办公室。办公室的墙壁上，贴着条纹图案的墙纸，房间正中，是一张厚重的办公桌，看着让人觉得心安。他准备闭门工作，不去理会外面的喧哗和人群。他知道，纳粹禁止犹太人离开本国，除非他们有一张他国颁发的签证，可是，眼下这种局势中，没有国家愿意给他们签证，因而犹太人都被困住了。

刚一坐下，他发现办公室的门还半开着，于是他起身去关门。这时，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外面有人要找他，国美在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