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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她来到了外滩的尽头，站在有着绿铜尖顶的华懋饭店[20]旁边，在她眼前，是中国最为著名的大道。可是，这会儿，这条滨江大道上行驶着一辆辆重型卡车，满载着武器和装备，车上插着白底红日的小旗。王八蛋，她握紧了拳头，她的眼里满是仇恨，她恨的不仅仅是这些卡车，它们运送着对准中国人的武器，她更恨那些士兵的神色，满不在乎、平静、冷漠，显示着他们对胜利的绝对把握：在中国打胜仗是囊中取物。

她离开外滩，沿着四川路往爱多亚路走去，这条路是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分界线。在交叉路口，一个红头阿三站在交通岗亭上，指挥着交通。她看着他打着手势，指挥着马路上的轿车、摩托车、三轮车和公交车，就在眼前车辆驶尽的一瞬间，她怔住了：她看见那位新来的钢琴家从皇家剧院走了出来。他站在路口，朝着黄浦江的方向，望着东边，她因此有时间在一旁观察了他一会儿。因为他在这座城市的名气，已经吸引了无数的目光，但他似乎并没因此而有骄矜之态。他的脸上，有一种隐忍，使得他泯然于众人之间。这个男人，和她生活里的其他男人不同，这是她的第一感觉。也许，正是他脸上的这种隐忍，让她有了亲近的感觉，让她解除了对男人天然的戒备，让她忍不住想去了解他，想和他说话。

红头阿三吹响了哨子，伸出他的手臂示意放行，她和身边聚集的行人一同穿过了马路。走到离他只有几步路的时候，他一转身，看见了她。

“真巧啊，在这里碰上。”她脱口而出，这声音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连她自己都不相信，真的就这样开口对一个陌生的男子说话了，而且是一个外国人。

“你在说什么？”他惊奇地张大了嘴巴，“你会讲英语！”

“宋玉花。”她的手指捂了一下嘴巴，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女孩子的动作，而不是向他伸出手。

“托马斯.格林，”他回答道，依然有点恍惚不知所措，“你就叫我托马斯吧。”

他们在人行道上对视着。他们的身后，人来人往，神不守舍的赌徒、匆匆赶路的白领、浓妆艳抹的妓女、身穿烟灰色长袍的尼姑，他们在人流中，安静地对视着：“好吧，那你就叫我宋吧。”

“可不可以问你，这一口流利的英语是从哪儿学的呢？”

“家庭教师教的，在家乡的时候。”她的目光离不开他的眼睛，那是一双圆圆的、有着长长睫毛的眼睛，衬着奶茶色的皮肤，更显得一团漆黑。

“中国的家庭都会这样做吗？”

“只有富有的家庭才有这个条件。”她说道。这次意外的邂逅，让她面对了这位美国人，她发现，平时，她用遗忘来作为自我保护的盾牌，可是在这个美国人面前，这个盾牌悄然撤离。她又看到了她过去的生活，那是一段她试图和现在剥离，默默收藏在心底的过去。现在，这段过去又浮现在眼前。她的家，院子里的大鱼缸，几条金鱼在游来游去，芬芳的紫藤爬满了篱笆，桃花盛开的树下，摆着一张藤编靠椅。温暖的日子里，妈妈穿着雪纺罗裙，斜倚在桃花树下，吟诵着唐诗。那些温柔的夜晚，是她记忆中最后的美好日子，那些古典的诗句，她总是能很快应答上来，妈妈会给她一个心意相通的微笑，于是她被理解了。可是，后来她妈妈去世了，她爸爸开始沉湎于赌博。

托马斯.格林接住了她的目光，回视着她，仿佛要钻进她的心底，他看出来她有点走神了。“你的家乡，”他说，“很远吗？”

“是的，你怎么知道。”她抬了抬眼皮，有点被看破心事的吃惊。

“我也没有家了，我妈妈去世了，我现在只能靠自己奋斗了。”

“哦，对不起。”我也没有妈妈了，她很想告诉他。

“别难过，”他说，“我想听你说说，是怎么来到上海的。”

她注意到他有些不安，不停地把重心从一条腿换到另一条腿上，也许，他也是想到了什么吧。

可是，她是不可以随便想的啊。在上海，杜月笙的手下有几千人，谁敢稍稍违逆了他，一个轻轻的手势就可以要了命，连她也不例外。这叫“种莲花”。其实，她这样站在这里，和这个美国人面对面说着话，就像人流中的两块石头，袒露在人们的目光之下，这也是不可以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们这样站在马路上，说着话，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