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5/10页）

他是个随和的年轻人，很喜欢交谈，于是很快回答道：“这衣服在我家里已经有好多年了。我父亲穿着去过一次坎大哈。我没有去过喀布尔，但是我兄弟穿着它去过赫拉特，那可是个大城市，他说的。”

“你父亲从哪儿弄到这外套的？”

年轻人拒绝回答我，努尔・木哈姆德问道：“他杀了人抢的，是不是？”行路人什么也没说，努尔说了下去，“有个陌生人穿着这件外套打山里来，你父亲就起了歹心。然后开枪杀了他，是吧？”

我转过身去看着那个年轻人，他的脸上一副安详的笑容。他说：“你们政府里的人什么都知道，不是吗？怎么养羊。怎么上税。修什么路。但是这件外套的事你们就不知道了，是吧？”他纯粹是因为快乐笑了起来，用双臂把自己抱紧了一点。

“谁杀了谁？”努尔继续问道。

年轻人大笑起来，对努尔晃着手指。“不是，不是，官老爷先生！这件事你可没法知道。在你问出更多的问题前，停下车，我走路。”

“别紧张。”努尔说。

“没问题。”年轻人严肃地说，“但是别管那件外套的事了。”

我们沉默地走了几英里，然后听到吉普车后面有人倒抽了一口冷气，我们的搭车人看见了坎大哈的光塔。“到城里了！”他叫喊起来。

开始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渐渐地，坎大哈，这座比喀布尔古老得多的城市，在地平线上开始显出了轮廓。我们向着城墙越走越近，我说不上来究竟谁更兴奋，是这位身穿欧洲外套的年轻人，还是我这个来自美国大使馆、马上要执行首个外交任务的官员？

我们把搭车人放在市中心，这是一座混乱、肮脏，街道上又跑骆驼又过火车的大城市，四周的泥巴墙看上去好像在波斯的大流士时代就建好了。努尔给我们找了个过夜的地方，比加兹尼城的窝可好多了，但是没有了波斯地毯。把吉普车交给荷枪守卫后，我说道：“既然你已经知道我要找史迪格里茨医生，那么你能否帮我查到他住在哪里？”

“现在就要？”努尔问道。

“现在就要。”我重复道。他很快回来，带着我走上一条逼仄狭窄的街道，一侧的泥墙上有块牌子写着：医生，慕尼黑大学。

“要我跟你一起吗？”努尔问道。

“不需要了，谢谢。”

“坎大哈比喀布尔险恶。”努尔警告我。

“我自己没关系的。”我安慰他说，然后走进了医生的房子。

候诊室的情形吓了我一跳。这是个奇形怪状的房间，又小，地板又脏，摆着一条长凳和两张很旧很旧的椅子，上面坐着戴头巾的男人们。有一个人起身把他的座位让给我，但是我用普什图语说：“我站着就行。”说完，那些棕色的脸全都转过来盯着我看。最后有个人问道：“弗兰基？”我回答：“美国人。”人们仍旧盯着我不放。

过了几分钟，通向医生办公室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个戴着头巾的人。下一位病人走了进去，他一定是对医生说外面有个弗兰基，因为很快门又突然打开，冲出来一个中等年纪、中等身材的男人，不是来迎接我，而是来审查我。

“你是谁？”他用短促、带口音的英语问道。我报上名字，他的疑虑收敛了一点。“你有什么事？”

我想要说，我可以等到他忙完手里的活儿，但是他打断我，用普什图语嚷道：“这些见鬼的美国人过来要求特殊照顾。他们总是这么干。他必须排队，等到你们……所有病人看完病。”

我用普什图语说道：“等你忙完，医生。”

我使用的语言并没有让他吃惊。他后退了一步，冷酷地打量着我，小心地问道：“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有没有给纳兹鲁拉的美国太太看过病？”

他怒视着我，用手在身侧画了一圈，好像套了一个保护壳，然后回到办公室，把那道粗糙的木门重重地关上。一会儿工夫他就回到了候诊室，用普什图语喊道：“他必须跟你们所有的人一样排队……一直排到底。”他又把门摔上了。

等到最后一个阿富汗人看完病，天已经黑了，昏暗的候诊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那道木门“吱嘎”一声打开，史迪格里茨医生优雅地说道：“也许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