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Stereotypes 成见（第6/7页）

每个人都会遭遇到机制上的移民困难。当时国际关系颇为紧张：欧洲各国的边境现在几乎不存在，但在当时却相当封闭，而英美则大规模削减移民配额。然而，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困难：内部的心理天性。这是我的村庄、我的城镇、我的祖国、我的家园，我出生在这，我的祖先埋葬在这。我说着它的语言，接受它的风俗和文化，我甚至对这份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缴纳它的赋税，遵守它的法律。我为它而战，甚至不关心这战争是否正义。为了保卫它的边境，我甘于拿生命冒险，我的一些朋友和亲属长眠在它的烈士陵园里。而我自己，遵从当前的官方言辞，已经宣布我愿意为这个父母之邦奉献我的生命。我不想也不能离开它：如果我死去，我要死在“父母之邦”；这才是我为家园而死的方式。

显然，如果欧洲犹太人能够预见未来，这种对于家园的迷恋而不是积极的爱国主义情怀不会站得住脚。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非缺少先兆，从希特勒的第一本书或第一次演讲，他就说得很清楚了。犹太人（并不仅仅是德国犹太人）是人类的寄生虫，必须像杀死害虫一样进行清除。但是，人们难以接受这种令人不安的推理，直到最后一刻之前，直到狂热的纳粹（和法西斯）分子逐个房屋搜查和抓捕犹太人之前，人们都想尽办法否认各种预兆，忽视危险，编造那些我在本书开篇时提到的“合宜的事实”。

这一现象在德国远比在意大利更严重。德国犹太人几乎都是资产阶级，而他们是德国人。正像他们的“雅利安”准同胞一样，他们热爱法律和秩序。他们不仅无法预见，甚至无法想象由德国政府指导的巨大恐怖，甚至在这种恐怖已经降临到他们身边时。一位古怪的巴伐利亚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Christian Morgenstern，虽然姓摩根斯坦，但并非是犹太人）的一句极为洗炼的诗句非常适合在这里引用，尽管它写于1910年，在J.K. 杰罗姆（J.K. Jerome）的《三个闲逛的人》（Three men on the Bummel）中所描写的清洁、正直而遵守法律的德国。这诗句如此“德国化”，如此意味隽永，以至于演化成一句谚语。除了干巴巴的释义，我无法把它译成意大利语：“Nicht sein kann, was nicht sein darf.”（未必之事，必不发生。）

这是一首象征性小诗的寓意。帕姆斯特伦（Palmström）是一名非常遵纪守法的德国公民，在一个禁止车辆通行的街道上被车撞倒。他浑身伤痕地爬起来，并思考这件事。如果车辆禁止通行，车辆就不会通行，也就是说，没有车辆通行，那么他不可能被车撞到，这是“不可能的现实”——“Unmögliche Tatsache”（这正是这首诗的标题）。事实上，他一定只是做了一个梦，因为“在道义上不允许存在的事物不可能存在”。

人们必须要提防事后之智和刻板成见。更广泛地说，人们必须提防一个更常见的错误，那就是用当前、当地的尺度去衡量遥远年代和地点所发生的事情。当相隔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增大时，这样的错误更加难以避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决定了并非专家的我们，去理解《圣经》或荷马史诗，甚至希腊语或拉丁语的经典文章，是如此艰难。当时的许多欧洲人（不仅当时，也不仅欧洲人）的行为方式正像（并仍然像）帕姆斯特伦一样，否认不应该存在的事物的存在。曼佐尼精明地将敏锐意识（Good sense）同一般常识（Common sense）区分开来。而根据常识，人在受到威胁时会抵抗或逃跑。然而，当时犹太人受到的威胁，尽管在今天看来如此明显，在当时却由于人们有意的不肯相信、精神阻滞、以讹传讹以及自我催化的安慰性“事实”而变得混淆不清。

在此，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反问：我们——即将迎来20世纪以及千禧年最后十年的人们，我们的生存有多安全？更具体地说，我们欧洲人有多安全？据我们所知，而且并没有理由怀疑，在这个所有人类生存的星球上，存储着大量核武器。如果把这些核武器分给每个人，那么每个人的核武器相当于三四吨TNT的量。哪怕仅使用其中的百分之一，就会立刻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以及全人类（事实上，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基因损害。也许只有昆虫能幸存下来。此外，在最小的可能性下，第三次世界大战，哪怕仅使用常规武器，哪怕仅是战争的一部分，这场战争也会蔓延到我们的土地上，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从北冰洋到地中海。这场威胁与20世纪30年代所面对的威胁是不同的——更遥远，更广泛。一些人认为，这种崭新的、无法破解的威胁与历史的魔鬼有关，而非人类的魔鬼。它针对着每一个人，所以是特别“无用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