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Stereotypes 成见（第5/7页）

现在我来回答第三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事先”逃走？在边境被关闭之前？在笼子“啪”的一声关闭之前？在此，我同样必须指出，的确有很多被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人“事先”离开了。他们是政治流亡者，或者德意两国政府不喜欢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的姓名，有些没有名气，有些德高望重，如陶里亚蒂（Togliatti）、奈尼（Nenni）、萨拉加特（Saragat）、萨维米尼（Salvemini）、费米（Fermi）、埃米利奥·塞格雷（Emilio Segré）、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阿尔纳多·莫米利亚诺（Amaldo Momigliano）、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和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布莱希特（Brecht），还有其他许多人。战后，他们并没有都回到欧洲。这是欧洲不可救药的一次大出血。他们的移民（去英国、美国、南美、苏联，还有比利时、荷兰、法国，但几年后在这些地方，他们再一次落入纳粹的魔掌。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对未来是盲目的）并不是逃亡，而是自然地加入潜在的或真实的盟友，进入一个他们能够重新开展斗争或创造性活动的堡垒。

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否认大部分受到威胁的家庭（主要是犹太人）仍然留在意大利和德国。质问他们为什么留下，仍然是一种历史成见以及历史概念的时代误植，更简单地说，是一种广泛的忽视和遗忘，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倾向也日益严重。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并非现在的欧洲。移民总是让人痛苦的，在当时移民也要比现在困难得多，并花费更多的费用。要想移民，一个人不仅需要足够的资金，还需要在目标国家有一个“桥头堡”，即愿意提供担保并且／或者提供住处的朋友或亲属。许多意大利人，尤其是农民，已经在二战发生前的几十年时间中进行了移民，但他们是被贫穷和饥饿所驱赶，并拥有（或者自以为拥有）“桥头堡”。因为目的地缺少体力劳工，所以他们往往被邀请并受到接纳。尽管如此，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来说，远离“祖国”仍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patria”（父母之邦）——我们要仔细审视这个词汇。它绝对不属于口头语言，除非说笑话，没有意大利人会说“我要乘火车回到父母之邦。”这个词汇出现于近代，并没有固定的含义；在意大利语之外的语言中，它也没有一个含义完全相同的词汇；据我所知，它也没有出现在意大利的任何一种方言中（而这说明了它起源上的博学以及本质上的抽象）；即使在意大利，它的含义也并非总是固定的。事实上，在不同的时期，它所指代的地理范围也会不同，从一个人出生的、（从词源上）其padri（父辈）生活的，到意大利复兴运动之后的整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语言中，它或多或少等于“壁炉边”或“故乡”。在法国（有时也在我们中），这个词汇立刻会让人联想起戏剧化的、辩论性的以及华丽的辞藻：当“patrie”（家园）受到威胁或践踏时就会演变成“patria”。对于要出门在外的人，“patria”的概念变得令人痛苦，同时又渐渐消失。诗人帕斯科里（pascoli）离开（并不很远）他的罗马涅（Romagna），他“甜美的家乡”，感叹道：“我的父母之邦，亲人生活的地方。”而对于露西娅·蒙迪拉（Lucia Mondella），《约婚夫妇》中的那个女人，“patria”显然等同于从科摩湖（Como）边拔地而起的群山那“峰峦起伏的座座山峰”。相对而言，在具有较高迁移率的国家和时代，比如当今的美国和苏联，人们不说“patria”，除非在政治－官僚术语中——对于那些时刻在迁移的人民来说，哪里是“壁炉边”，哪里又是“父母之邦”呢？他们中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也并不关心这一点。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但仍然有着广泛的农业生产，或永久性的城市化趋势。“出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主要对于中产阶级，不用应付更紧迫的日常需要，才有可能出国。面对希特勒主义的威胁，在意大利、波兰、法国以及德国本土的犹太人选择留在他们感到是“patria”的土地上，其中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尽管在各地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