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青帮阴谋（第11/12页）

同权力打了数十年交道之后，青帮终于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在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方面，现在的它比中国任何一派力量都更占优势。中国共产党要等到10年之后才能获得类似的地位。青帮在中国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纳粹德国的褐衫党，想当年正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推动下，希特勒才得以上台。此时苏联国内也正在进行一场与之不相上下的权力斗争，以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派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全国一片惊人的沉默。武汉国民政府只能哀叫着表示抗议。庆龄、毛泽东等39位同志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候补执监委员的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同志起来推翻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他们这是在对着暴风雨哭泣。政府在武汉，而军事力量却在上海。武汉国民政府没有办法强行下达命令，也无法对蒋介石实施抓捕。仍归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左”派军队（由右派分子和“左”派混合组成）正在忙着跟北洋军阀激战。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不是很可靠。一些较为激进的“左”派军队指挥官，如曾经提出逮捕蒋介石的薛岳，很快就被蒋介石收买了。共产党的实力也被削弱了。

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并非所有的官员都希望声讨蒋介石。一些人认为现在已经是让共产党人向蒋介石妥协的时候了。那些急着跟蒋介石钻一个被窝的人把目光都聚集到了汪精卫身上。庆龄想尽办法想让他们振作起来，却发现这些人已经变得神经兮兮，坐立不安。

鲍罗廷尝试着发起了一场反蒋的宣传运动，但不过是在白费力气。于是他开始焚烧各类文件，并开始安排在华的苏联顾问及其家属们离开中国。

武汉国民政府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左”派组成的政府，它就像是一艘漏水的航船，上面挤满了竭尽全力想浮在水面上的温和派。自从两年前廖仲恺被刺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就再也没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左”派。现在武汉国民政府里那些所谓的“左”派人士就剩下政治理想主义者、改革家宋庆龄、被一位外国记者称为“忧郁的无能之辈”的孙科、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自由派宋子文、维多利亚式的自我主义者和只考虑个人前途的陈友仁，以及自高自大的花花公子汪精卫。

这些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对谁都构不成威胁。鲍罗廷认为，庆龄是“国民党整个“左”派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男子汉”，他这话可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鲍罗廷与孙文携手合作的事业眼看就要成功了，但蒋介石和青帮却篡夺了他们的革命成果。莫斯科对此仍旧不发一言。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反目正印证了托洛茨基那可怕的预言，而在斯大林看来，凡是那些能证明托洛茨基正确的消息最好都应该被统统埋葬起来。由于多年来一直是托洛茨基在指导中国的革命，那么中国革命的失败正好可以增加托洛茨基的责任，即便他早已正确预言了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却也于事无补。因此，斯大林的代理人不得不确保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实验归于失败。

上海的外国人一直在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结果到头来发生的却是白色恐怖，他们禁不住欢呼雀跃起来。一时间，讽刺挖苦中国“左”派人士的文章在这个城市的大小报纸上疯狂刊登。有一条报道称，武汉的“左”派人士是如此的低能，以致汉口妇女协会在组织政治游行时，让几个妇女脱光衣服，“露出雪白的胴体和丰满的乳房”。这条以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为原型的虚假报道刊登在1927年4月25日的《时代周刊》上，以此来证明“左”派已经退化堕落：

上周，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8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爱国女性严肃而又充满热情地沿着江边进行了庄严的游行活动。最高的那个女人走在前面，手里用竹竿举着一块标语牌。她戴着一副玳瑁框眼镜，身上什么都没穿。其他7个人也都是一丝不挂。标语牌上这样写着：“解放自己！我们已经摆脱了基督教带来的耻辱，获得了自由！现在我们要摆脱西方列强，争取中国的自由！”……蒋介石上周曾指责过汉口那所谓的“红色”政权，他还将尽最大努力打击中国学生进一步的激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