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与熊共舞（第4/16页）

在旧金山，孙文原先加入的秘密会社致公堂愤怒地宣布，因孙逸仙“与布尔什维克秘密勾结”，已经将他逐出门墙。

此事在华盛顿的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前身）也引起了不小的恐慌。此前，由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以及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密谋通过建立工会来推翻现有的工业秩序等事情，美国调查局已经变得惶恐不安。一丝不苟的美国调查局局长威廉·J.伯恩斯决定对孙文进行立案调查，他质问美国国防部情报局：这位孙逸仙到底是什么来头？伯恩斯迫切地想弄清楚孙逸仙是不是犹太人，是否与犹太人有某种联系，或者是否得到某些国际犹太人利益集团的支持。海军情报处处长很有分寸地回答说，看不出孙逸仙与犹太人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与布尔什维克或其他激进主义运动有关联。孙文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中国的保守派也称他为激进分子。他的激进主要表现在其制订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计划上，那些计划超出了中国的现实需要和未来需求，也超出了中国财政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看来，至少在美国海军部眼里，孙文并非一个布尔什维克，他只不过是一个怪人而已。

尽管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却没能促进世界范围内革命事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在海外寻找革命契机的过程中，苏维埃的领导者们做出了拥抱一切的姿态。夺得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立刻向中国人民喊话，号召大家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独立，同时宣布废止沙俄在中国的所有特权。这一举措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对凡尔赛会议的结果感到失望之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布尔什维克派遣密使前往北京评估时局，寻找值得资助的革命者。1922年，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3]率领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来到北京，谋求北京政府承认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的合法地位。当时北京的军阀们正忙着向英国人献殷勤，把越飞撂到了一边。他便转而赶赴上海，会见孙文。

苏俄对此行并没有抱太大的幻想。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孙文值得栽培。作为一个现成的不太锋利的工具，只要交付到能人手里，国民党还是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而孙文则可以担任名义上的领袖。

1923年1月18日，庆龄和还未从广州之难中缓过神来的孙文一起，在位于莫里哀路的住宅里设晚宴招待越飞。为了跟孙文商谈事务，这位苏维埃外交官在那里又多待了几天，两人自始至终都用英语进行交流。越飞让孙文明白，苏联对中国并没有宏大的计划。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之中，无产阶级刚开始出现雏形，因此还不具备实行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适当条件”。这实际上是重点概括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因此可以说越飞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跟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苏联人民对中国人的苦难抱有“最热心的”同情，中国可以依靠苏联人的支持发动革命。在孙文的要求下，越飞以书面形式重申了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早先坚持的主张：宣布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所有特权，包括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条约和协定。

1923年1月26日，越飞和孙文用英文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总结了双方达成的上述共识。随后，越飞离开上海，赶赴日本东京。

然而，声明中没有披露的一点是，苏联答应出钱资助孙文和国民党，指导和支持他重新掌权。不过，孙文首先得收复他在华南的失地广州，以显示他还有控制大局的能力。然后，为了表示政治上的诚信，孙文还允许经验还不丰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

在他离开广州的这段日子里，华南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以前的同僚陈炯明将军发动叛乱并把他赶出广州之后，孙文又同周边的云南和江西的军阀结成联盟——这两地的军阀都是陈炯明的敌对力量。这两支军队与孙文的北伐军残部以及陈炯明手下的部分逃兵进行整合，包围了广州城。陈将军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宣布自己已经厌倦政坛，搬出自己的办公室，顺利出走香港。这一切都发生在越飞到达上海莫里哀路的两天前，因此孙文现在可以直接返回广州，恢复其非常大总统的职务，这样就符合了莫斯科给他提供援助的第一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