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投身革命（第5/9页）

在香港，以杨衢云为首的一干人等加入了孙文的组织，但人手仍然不够。时间就这样一再拖延下来。到了春天，消息传来，中国在朝鲜遭到惨败。到了1895年夏天，他们总共才召集了153人。尽管如此，孙文和杨衢云却不顾后果地认为，发动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为了确保成功，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花钱雇来的匪徒们身上。这些人包括流氓、恶棍、秘密会社里的暴徒，以及退伍的士兵。

根据算卦的卜算，起义的时间定在了阴历九月九日（阳历10月26日）。这个时候举事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中国各地的人们都要在这个日子里上坟祭祖，各家各户都要出门，正好可以掩盖孙文手下那些人的行踪。此次行动的主力是3 000名三合会成员，他们将在香港集合，然后化装成普通乘客，坐船前往广州。随船还载有几千把手枪，这些枪被封装在印有“波特兰水泥”字样的圆桶里。在广州上岸之后，这支雇佣军便会分头行动，赶往当地政府官员和军事指挥官的家中，刺杀他们，或者将他们囚禁，直到起义成功。

孙文和杨衢云这两位起义组织者分头行动。杨衢云负责在香港召集雇佣军，并将他们运送到广州。孙文则负责召集三合会成员，并监督整个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孙文派了一个代表前往上海，向宋查理等人简要报告了最终的行动计划。

时任香港《中国邮报》记者的英国人托马斯·里德支持起义，历次起义筹备会议他都获准参加了。为了让外国人士能够理解这次起义，他开始撰写一些有预谋的文章。在里德看来，华南地区的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他声称，清政府一旦被推翻，一个“负责”的新政府将会愿意接受外国政府和公司提供的慷慨援助和无私指导。他故意说这些谄媚之言，是为了引起外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兴趣。

里德如此冠冕堂皇地描述这些密谋起义的人：“尽管依靠‘中国佬’实现他们的愿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他们确实是想实现立宪改革，以便把他们的国家从不公的暴政体系中解放出来。这种暴政体系一直把中国与西方的影响、西方贸易和西方文化割裂开来。”

离起义还有两周的时间时，发生了第一个意外事件。10月9日，孙文的兴中会成员之一朱琪写了一篇讨逆檄文，准备起义当天在广州城中张贴。这篇檄文把朱琪的整个家族都置于危险的境地。如果起义失败，家族中的所有人都将受到严惩。朱琪的大哥知道了此事，他没有参与密谋计划，但从传统的角度来讲，他肩负着保卫整个家族安全的责任。最终，他向官府告发了此事。

听到这个密谋计划，广州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哈哈大笑。孙文只不过是个做事总是半途而废、以自我为中心的家伙，没人相信他能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虽然如此，为了安全起见，当局还是派了几个密探去密切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孙文发现被人跟踪，便尽量避免做出可疑之举。那几个密探回去汇报说，他跟往常一样，没什么实际动作。

10月26日黎明前数小时，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惹出了麻烦。在香港，杨衢云雇来的那些人已经集合完毕，然而他们却为谁该使用好点的武器而产生分歧。就在他们在码头上争吵的时候，渡船径自开走了，他们一个也没登上船。

火冒三丈的杨衢云只好给广州的孙文发电，告诉他“那批货”第二天才能运到。这确实让孙文非常难做。他雇来的那些暴徒和三合会杀手早已到位，随时可以发动进攻。但如果没有香港的那支队伍做援手，单靠上海的人马肯定是必败无疑。当下的理智之举，就是取消原来的计划。于是孙文便给他们付清了钱，安排他们各自回家去了。

然而，还没等他把取消起义的决定传给杨衢云，香港那边的武器之争就平息了，杨衢云的雇佣军比预定的期限晚一天登上了“保安”号轮船。此时香港警方已经完全获悉此事，某位警察署长打电话告诉了广州的清政府当局。当“保安”号到岸时，大队的清兵正在码头等候他们。一片混战后，大部分雇佣军成员得以逃脱，但为首的十几人和其他50多个参加起义的人不幸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