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7/23页）

即便是钦佩他的人也承认，戈尔巴乔夫一直未能给国家机器绘制出切实可行的路线图，未能采取持久而审慎的行动计划并防止社会中的心理混乱和思想崩溃，这一点跟他的心理特征有关。切尔尼亚耶夫的政治回忆录反映了他的挫败感和耿耿于心的怀疑。他写道，戈尔巴乔夫在自己还有机会的时候却未能实行有针对性的经济改革。在价格改革的问题上，他一拖再拖，任由财政危机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他还任由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的阿富汗战争变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战争”。他让鲍里斯·叶利钦在1990年和1991年凭借与名声扫地的旧政治秩序的决裂而夺走了政治主动权。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还是强调，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致命的缺陷。他们认为，既然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改变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那就只能依靠试错。同时，他们还认为，要是戈尔巴乔夫真的预见到自己使命的全部复杂性与危险性，说实在话，他就永远也不会去做了。这种对戈尔巴乔夫能力的评价，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苏维埃体制与苏维埃帝国没有人能够改革得了，只能彻底摧毁。

在他下台十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在一次坦诚的讨论中承认，他的做法有“许多天真和乌托邦的成分”。但他说他从1988年开始就有意冒着政治动荡的危险，因为他想要“唤醒”苏联人民。否则，他说，“我们的命运就会跟赫鲁晓夫一样”——那就是说，党内的高级干部就会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台。

批评者否认党内官员在1988年曾经真的挑战过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地位。威廉·奥多姆（William Odom）认为，戈尔巴乔夫“惯于搞阴谋诡计和喋喋不休地蛊惑人心，预见不到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利加乔夫写道：“太迟，对事态变化的反应太慢，这是戈尔巴乔夫政策中最突出的特点。”他在一次采访中还说：“当发生某些有争议的事情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常常是拖拖拉拉。我的解释是，他想让别人来分析，什么对社会有影响，什么对社会来说是麻烦的。他希望有成熟的果子掉到他的兜里，好让他捡起来就行了。但是，不随大流常常也是必要的。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领导人坚持站在少数派一边而结果证明是正确的。可惜，戈尔巴乔夫缺乏那种品质。”克留奇科夫在谈话和文章中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容易冲动跟他的个性，跟他的反常的性格特点有关”。

批评者们相信，如果是做事更加有力而沉稳的另一种类型的领导人，结果就会大不一样。这个假想的“他者”可以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并逐步改变共产党和苏联。而且，批评者们提出，这本来是在不用破坏国家的基础，不用造成全面的政治与社会混乱的情况下可以做到的。

戈尔巴乔夫作为领导人的自我形象，对于理解冷战的终结是极为重要的。这跟他的目标和理念有关，但同时也反映了使他坚持这些理念和目标的他本人的隐秘的心理“内核”。1988年10月底，戈尔巴乔夫正在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人宣布他的新信仰。他让自己的智囊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国际部新部长多勃雷宁、瓦连京·法林（Valentin Falin）和切尔尼亚耶夫去准备一份发言，回应丘吉尔1946年3月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的著名演讲。“它应该是反富尔顿演讲的，也就是说，是与富尔顿演讲反过来的，”他说，“我们要根据近三年的成果来展示我们的世界观和哲学，要强调我们思维方式的人性化和非军事化。”

无论是从他给苏联指出的方向，还是从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来看，戈尔巴乔夫都是按照理想化的列宁来塑造自己的——这一点与斯大林完全不同。作为苏维埃国家与帝国的缔造者，斯大林对他本人和他的创造物几乎不加区分。他把对这些创造物的哪怕是最轻微的挑战都视为对他本人的侵犯。反之亦然，要是对他的声誉和权威有任何怠慢（特别是来自外国人），也要被视为对作为一个大国的苏联的声誉不可容忍的侮辱。戈尔巴乔夫没有感到与从自己前任们那里继承得来的那种形式的苏维埃国家及帝国有什么个人的联系。后来，他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存联盟”。然而在实际上，他是想按照他所吸收和发展的思想来发动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