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6/23页）

有理由认为，在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份显著的自信与乐观。他受挫后的恢复能力非同一般。作为个人，戈尔巴乔夫拥有非常健康的自我和稳定的价值观。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俄罗斯南部库班哥萨克所在的地区、莫斯科大学和政治局本身——他在政治局无疑是最年轻的成员）养成了他健康的自尊心。不管怎么样，他对自己取得成功的能力都没有动摇过。

钦佩他的人说，戈尔巴乔夫天生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本能就是源自这种自发的乐观。据切尔尼亚耶夫判断，戈尔巴乔夫“天生的民主本能并没有因为长期在党的机关工作而完全变质，尽管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某些‘痕迹’”。据说在他搬到莫斯科并加入政治局的时候，权力高层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观念着实让他感到震惊。虽说有许多不法行为和肮脏的交易跟他也有牵连，但切尔尼亚耶夫认为，他的民主冲动对他的行为仍然在起着作用。

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看来，一种后天养成的、重要的态度就是他的天真。他的助手之一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对自己同事们的常识有一种天真的信任”。在德米特里·福尔曼看来，戈尔巴乔夫相信他所发现的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民能够领会。路德很可能也同样认为自己的真理显而易见，可以很容易让教皇相信它们”。戈尔巴乔夫的调整（perestroika）乃是一场“改革”；他需要像传道者那样，改变共产主义异教徒的信仰，使他们皈依一种更公正、更合理的新教义，帮助他们摆脱威权主义体制、军国主义和贫穷。

戈尔巴乔夫（及其妻子赖莎）的生活道路促成了他对“改革”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并在斯大林主义发生危机、人们对“人性化的”共产主义产生罗曼蒂克的憧憬的时候，来到了外省的斯塔夫罗波尔。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外省回到了莫斯科，而当时那些罗曼蒂克的憧憬在受过教育的精英和日益犬儒化的党的官员中间已经凋谢了。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列宁依然是他的典范。从列宁的个性中（毋宁说是从他那经过剪贴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中），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尤其是对革命思想的威力的狂热信念、“历史”乐观主义以及应对社会政治乱局的坚定决心。甚至是在1989年初，戈尔巴乔夫还向切尔尼亚耶夫坦承，他在精神上要“仰仗列宁的意见”。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自信和民主本能，批评者们看问题的眼光完全不同。利加乔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照他的性格就无法理解”改革会有多难。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说，在戈尔巴乔夫和绝大多数苏联人民之间，有很深的心理隔阂。戈尔巴乔夫的安全官员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写道，“有知识分子气的”戈尔巴乔夫跟大家长式的勃列日涅夫不同，他跟苏联民众在一起感到不自在，宁可跟西方人说话。

戈尔巴乔夫的朋友们知道，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与俄罗斯及苏联的主流心态有多么不一致。但他们与他而不是人民站在一边。例如，切尔尼亚耶夫认为苏联社会中尽是些“堕落的、只想着索取的人”。在戈尔巴乔夫的朋友看来，他完成了一项丰功伟业：从苏联极权主义制度可怕的麻木和奴役状态中唤醒了社会。其余的，切尔尼亚耶夫认为，都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证明，这个社会配不上它的领导人，“新思维”是超前的。鉴于所有这一切，当苏联社会失去控制而横冲直撞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就刹不住了。

戈尔巴乔夫的朋友和敌人都强调他那种自发的乐观与天真的一个重要后果：喜欢“心血来潮”，天生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讨厌治理的实际细节。他们都承认他的改革毫无计划性，而“新思维”也模糊不清，无法为改革提供实际的指导。戈尔巴乔夫喜欢说的除了“不可预测”之外，还有“听其发展”和“事态在不停地发展”。照德米特里·福尔曼的判断，这与他对人民尤其是苏联人民持过于正面的看法一脉相承。“在他看来，为了他们自己，人民似乎总是很乐于把生活安排好的。”他对下面这一点几乎毫不怀疑：最好是放手让社会自行变化，然后只需袖手静待，因为“进程”自会产生最合乎情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