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6/27页）

从1983年的最后几个月来看，安德罗波夫的可怕的预言似乎是应验了。9月底，苏联卫星监视系统多次报告美国大量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虽然后来证实这都是些假警报，但气氛还是越来越紧张。10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入侵加勒比海的格林纳达并推翻了莫里斯·毕晓普（Maurice Bishop）的马克思主义政府。11月，北约军队开展了代号为“优秀射手”（Able Archer）的军演；而在苏联情报人员看来，这几乎等于是准备马上进攻了。此外，第一批“潘兴”导弹也不顾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以及西方公众舆论的深刻分歧，开始抵达西德的美军基地。12月1日，克里姆林宫多次向华约各国政府发出警报。苏联领导层告诉他们，决定沿美国海岸部署载有核弹的原子能潜艇，以“回应对苏联的变本加厉的核威胁”。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通知上说，“华盛顿的冒险家也许就容易想到先手采取核打击，以便在一场有限的核战争中占得上风。一旦军事平衡对他们有利，就可能使美国的统治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突然进攻”。美军入侵格林纳达就是一例，它说明“美帝国主义为了满足其腐朽的阶级利益，可能不惜发动全面战争”。

克里姆林宫关于国际关系的这番话让人似乎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安德罗波夫的愤怒、挫折感，还有他的病入膏肓，让这套危言耸听的新的说辞显得生动可信。苏联给华约国家领导人的另外一封电报说，华盛顿“已经对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宣布‘圣战’。那些现在已经下令把新的核武器部署到我们家门口的人，把自己的实际政策与这种不计后果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1983年11月23日，苏联谈判人员在日内瓦军控谈判中的退场，就是对外政策新路线的体现。只是到了最后时刻，外交部的外交官们和总参谋部的专家才设法说服政治局：让这扇门开着，好让苏联重返谈判桌。12月16日，安德罗波夫告诉到医院探望他的苏联军控谈判人员，从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苏美第一次发生了冲突。他指责里根政府处心积虑，要在阿富汗放苏联人的血。安德罗波夫对苏联从那里撤军不感兴趣。“如果我们让步，”这位垂死的领导人若有所思地黯然地说，“失败就不可避免。”

在此期间，里根也注意到情报工作和西方和平运动引发的紧张气氛，觉得该是与苏联人谈判的时候了。他相信克里姆林宫也许跟他一样想要避免核战争，便在1984年1月发表了相当于“结束冷战的倡议”的和解演说。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杰克·马特洛克以及里根的其他顾问，与中情局的凯西及五角大楼的温伯格看法有分歧，后两者想要利用阿富汗战争削弱苏维埃体制。里根的幕僚们则认为，美国的政策不应当挑战苏维埃体制的合法性，也不应当追逐军事优势，迫使苏维埃体制崩溃。他们为未来的谈判设计了一个框架，它有四个组成部分：在国际争端中放弃使用武力、尊重人权、放开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削减军备。不过，被激怒的莫斯科领导层仍然认为，里根政府被那些“吸血鬼”绑架了，他们想要彻底整垮苏联。他们当时拒绝注意白宫做出的改变。1984年9月，在当月同意与里根举行韩国客机事件以来首次会晤的葛罗米柯，告诉自己的助手们说：“里根和他那帮人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法西斯主义正在美国大行其道。”

显然，苏联外交部部长认为苏美关系已经跌落到20世纪50年代初那样的低谷。不过他还是相信，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应该与这位美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多勃雷宁认为，“里根的强硬政策对于克里姆林宫内部争论和苏联领导人地位的影响，恰好与华盛顿意想中的相反。它强化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安全机构中强烈主张与里根的政策针锋相对的那些人的地位”。作者当时作为莫斯科“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的初级研究人员，可以看出安德罗波夫对里根的强硬回应在专家中产生了严重的不安情绪。与此同时，就连那些一贯主张改善美苏关系的人也被美国的反苏言论激怒了。公众当中有许多人开始担心：“会不会发生战争？战争什么时候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