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14/27页）

总书记本人此时已对国际关系进行了研究，阅读了包括“帕尔梅委员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士在内的有关裁军及“共同安全”的著作。他还读了1955年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和科学家反对核战争的“帕格沃什运动”的著作。由新思想武装起来的戈尔巴乔夫然后就向美国那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盟友发出呼吁，倡导一种新的安全哲学。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西班牙首相菲利普·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和加拿大总理皮埃尔·艾略特·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都表达了对“新思维”的同情和对美国领导层的极端不满。在1986年7月会见法国总统时，这位苏联领导人抨击里根以及“那些扶他上台的势力和团体”搞“战略防御计划”，不理解人类的新的安全需要。密特朗承认，“军工综合体也许在向美国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不过，他也说，“应该记住，里根虽然受到自己周围人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常识感和直觉的”。他提醒戈尔巴乔夫不要把美国的政局看得一成不变：“形势是会变化的。”考虑到戈尔巴乔夫真心实意的安全关切，他还很贴心地在苏美之间充当了中间人。

英国的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戈尔巴乔夫与里根之间扮演了非正式的使者的角色。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鸿沟，但撒切尔与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关系很好。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裁军这种具有两面性的主张，撒切尔一开始就完全接受了，但她拒绝接受让世界无核化的想法，认为那是一种危险的罗曼蒂克的乌托邦。现在回头看来，撒切尔是对的，因为裁军的进程印证了她的看法。但是，就像切尔尼亚耶夫说的那样，“要是戈尔巴乔夫不那么固执，不那么执意向世人证明核武器是绝对的恶，不能把它作为建立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础，那么，[缓和]进程根本就不会开始”。

克里姆林官与白宫之间还有一位非正式的调解人——已经卸任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作为20世纪70年代缓和政策的设计师，尼克松在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当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1986年7月，他告诉戈尔巴乔夫：“对，[里根]政府中的确有人不希望与苏联达成协议。在他们看来，如果他们能够在外交上孤立苏联，在经济上对其施压，在军事上占据优势，那苏联的秩序就会崩溃。当然，这种事不会发生。多年来，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里根也被认为属于抱有这些想法的那帮人。但他现在不是。我从与他的交谈中得知，与您的会晤对他想法的变化产生了缓慢但无可否认的影响。”

这些谈话让戈尔巴乔夫更加急于推行他的“新思维”。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与财政方面传来的坏消息。改革进展不利；国内改革的口号与低迷的经济状况以及依旧死气沉沉的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一个月的开支就达到了30亿卢布。这笔意料之外的开支影响了政治局有关继续与西方进行战略武器竞赛会造成的财政负担的讨论。自从在波兰危机中有过争论以来，这也许是人们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苏联财政的严重透支。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承认，由于石油价格暴跌，苏联预算损失了90亿卢布。苏联人估计还会出现贸易赤字。反酗酒运动也减少了150亿卢布的国家收入。在国内事务上，总书记在书记处的利加乔夫的帮助下，对党政官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希望借此来恢复苏联党政系统的活力。但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准备采取激进的措施，例如稳定物价、遏制隐蔽的通货膨胀。而且他也不清楚如何去改造社会主义经济。他希望通过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进而获得“和平红利”即降低军费开支和获得西方贷款来缓解经济形势。

由于发生了可算是实际上的间谍战，而且还真的造成了死伤，美苏关系恶化了。在莫斯科，克格勃从中情局的奥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那里获得了在苏联的美国间谍的所有情报。1986年，在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后，他们遭到逮捕；其中有些人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死刑。与此同时，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长期潜伏的苏联“鼹鼠”也被发现并逮捕。8月底，这一肮脏的战争继续升级。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克格勃特工——以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为掩护的根纳季·扎哈罗夫（Gennady Zakharov）。克格勃也以牙还牙，诬陷并逮捕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Nicholas Daniloff）。在里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大众媒体上新一波的反苏情绪似乎要把美苏关系带回到1983年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