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19/24页）

很快，这种溢美之词就不得不把调门放低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苏联政治斗争的本质以及领导人物性格的本质，使得缓和不可能成为冷战的出路。与各位前任相比，勃列日涅夫执政时的共识没有那么好斗和排外了，但显然还是基于“以实力促和平”的信条。而且为了使主张强硬路线的人也能够接受缓和，这种共识并没有触动苏联整个正统意识形态的支柱。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主持了苏联历史上最昂贵、影响最为深远的军备计划。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得到了他的保守派朋友乌斯季诺夫和格列奇科，以及军方和军工部门其他实权派人物的支持。

勃列日涅夫真诚地希望，他与勃兰特以及尼克松的个人友谊会有助于缓和冷战的紧张气氛。他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是个强硬的现实主义者，但在国际关系方面却陷入了浪漫主义。这不是那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勃列日涅夫所相信的，与其说是推动全世界的革命与反殖民运动，不如说是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建立友谊以服务于苏联的利益。他错误地以为这些友谊以及苏联与其他大国间的经济合作可以克服东西方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上存在的根本分歧。

如果没有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山顶宝训”，从1970年至1972年这段时间的缓和，要么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要么有可能影响会小得多。勃列日涅夫的情感构成及其二战的经历，使得他对北约与华约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性以及苏美之间核对决的危险性比较敏感。人们只要想象一下，如果是板着脸的柯西金、阴沉沉的葛罗米柯或者鹰派的谢列平，坐在勃列日涅夫的位置上参加与西方领导人的峰会，那其中的区别就会一目了然。勃列日涅夫爱讨别人的喜欢，他虚荣心很强又热心交际，他嗜好外国的小轿车和别的玩意儿，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性格上的弱点，但它们对于缓和却很管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自觉而愉快地承担起一个和平缔造者和通情达理的国务活动家的角色，而不是扮演虚张声势的革命者或者专横跋扈的皇帝，像这样的苏联领导人，他算是第一个。他把电视中广为播放的自己与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紧挨在一起的画面用作苏联国内的公关手段，这在克里姆林宫也是前所未有的。埃贡·巴尔在其回忆录中正确地评论说：“勃列日涅夫是向戈尔巴乔夫过渡的必要环节；后者所完成的，正是从前者开始的。他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很大贡献。”

对此所做的有益的讨论见于Westad，“Fall of Dentente and the TurningTides of History，”4-33。
研究缓和的分析家们一他们大多是外交家和政治学家——列出了促使苏美恢复友好关系的几方面的新发展。他们一致认为，最为重要的一个新发展是苏联的战略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迅速提高，而美国国内此时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他们还特别提到了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之后，在共产主义集团内部出现的危机。他们指出，苏联专制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对于西方投资与技术的需要也越来越大。最后，他们还认为，缓和是源于西方领导人的主动行动，例如美国的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的“三角外交”以及维利·勃兰特和埃贡·巴尔的“新东方政策”。参见Hanhimaki，Flawed Architect；Isaacson，Kissinger；Baring，Machtwechsel；Haftendorn，Security and Détnete；Nelson，Making of Détnete。
Gelman，Brezhnev Politburo and the Decline of Détnete；Anderson，Public Politics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Report of the CC CPSU Presidium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no later than October 14，1964，”Istochnik 2（1998）：102-25，引文见第113页。
Ibid.，113-14.
在勃列日涅夫为1964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所做的私人笔记中，他草草地写下了“波利扬斯基报告”和“关于苏斯洛夫同志的全会报告（待发）”，并在它们下面画了线。这些是阴谋家们商量的全会的两个选项。他们选择了第二个，于是，苏斯洛夫便对赫鲁晓夫做了很不具体的批评Volkogonov，Sem Vozhdei，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