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17/24页）

幸运女神再次对勃列日涅夫露出了微笑。在这次的全会上，柯西金、葛罗米柯、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都坚决支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这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是个重大的胜利。他现在可以安心地承担起一个国务活动家的职责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后院了。当尼克松5月22日来到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出人意料地迅速把他带进自己的办公室（曾经是斯大林住的地方）进行私下的交谈，并把波德戈尔内、柯西金还有基辛格都挡在外面，这让他们非常生气。此次会晤唯一健在的见证人、苏方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认为，它是勃列日涅夫本人致力于苏美缓和的重大时刻。在交谈中，勃列日涅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苏能否就不对对方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在他看来，这份反核协议可以成为世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该建议反映了勃列日涅夫在战略眼光和洞察力上的限度。他把冷战的本质归结为美苏间彼此对于核战争的恐惧。他还相信，如果在领导人之间达成协议，就足以驱散这种恐惧。但勃列日涅夫的建议也显示出他对缓和所抱有的那种信念的力量。正如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所声称的，该想法并非来自葛罗米柯的报告，而是发自这位总书记的内心。

会晤的关键部分是勃列日涅夫建议建立私人关系，并与美国总统进行特殊的私人通信。尼克松做出了热情的回应，并且还提醒勃列日涅夫说，二战时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就建立过特殊的关系。对勃列日涅夫而言，这样做是背着政治局的。感受要比实质更有意义，这一点在人类事务中永远是真理，在勃列日涅夫那里尤其如此。两年后，埃夫里尔·哈里曼记录下了总书记说的这样一番话：“也许大部分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1972年与尼克松总统会晤的最初那些时刻的重要意义，它们其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总统曾经说，‘我知道，你忠实于你们的体制，而我们也忠实于我们的体制。所以就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不考虑体制上的差异来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勃列日涅夫说他已经向总统伸出了自己的友谊之手并且在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和两国都赞成和平共处上达成了一致。在此基础上还达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协议。”

据苏霍德列夫说，同样的话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小圈子里也说过多次。他印象较深的是，美国总统当时准备把所有战略利益和细节都搁在一边，只谈怎么样改善苏美关系。美国总统的友谊大大提高了勃列日涅夫在自己同事和对手当中的地位，可以说达到了以前只有斯大林达到过的历史高度。缓和成了勃列日涅夫个人的事业，而他也打算把它继续进行下去。

没有勃列日涅夫的缓和会怎样？

对缓和起源的仔细考察表明，从1970年至1972年这段时期，冷战的紧张气氛得以迅速缓解，这一点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的确，核军备竞赛的阴影以及美苏核导弹和核弹头数量的激增对于人们意识到双方已经陷入危险的僵局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它们也有助于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对缓和作合理的解释，认为军控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做这种解释的书籍此后可谓是汗牛充栋，尤其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因为双方的全球对抗的结局尚未明朗。但要是认为核军备竞赛的心理和经济代价以及核大战的威胁，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足以迫使国务活动家们谋求妥协，那也就是等于说，意外死亡的可能性就足以成为取消一级方程式或美国赛车协会比赛的原因。换句话说，它把各个大国及其领导人说得太有理性和智慧了。

的确，对于苏联的政治领导层而言，为经济注入新的能量，既生产枪炮又生产黄油的压力是很大的。要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缓和也许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选择。而且苏联当时迫切需要硬通货和西方的技术。不过，更加仔细的考察发现：经济上的考虑、战略上的盘算以及对于核均势的重视，这些因素在克里姆林宫的政策辩论中的分量，及其对于苏联改弦易辙、支持缓和的作用，要比人们料想的小得多。多数政治局成员，还有苏共的各位书记和军方——像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乌斯季诺夫、格列奇科这些人——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对于跟美国人一起跳这曲“缓和华尔兹”都有很大的保留意见。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和葛罗米柯在外交部起初都很孤立，缺乏影响力和政治意志，所以在与西方谈判这件事上无法提供太多的支持。事实证明，正是勃列日涅夫的亲自介入和在情感上的逐渐投入，以及他在建立内部共识方面的才能，在1968年至1972年这段时期，对于维护缓和政策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