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第3/23页）

哈里曼发现，斯大林“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猜疑”；但在会见结束离开时，他认为如果中欧在经济、贸易和文化领域对美国的影响保持开放，苏联在那里的安全关切可以得到满足。他未能看到，对斯大林来说，中欧和巴尔干是没有英美的空间的。11月14日，还是在加格里的别墅，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告诉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和其他波兰共产党人，要拒绝美国人的“门户开放”政策。他向客人们警告说，英国人和美国人企图“夺走我们的盟友——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

斯大林决心不让中欧受西方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外交游戏。突然间，拜恩斯又成了他最中意的伙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拜恩斯默许了苏联的要求，把法国和中国排除在和谈的总体安排之外。12月9日，在斯大林从黑海发给克里姆林宫政治局对外政策“四重唱”（莫洛托夫、拉夫连季·贝利亚、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的电报中，他写道，“我们赢得了这场斗争”，迫使美国和英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后退了。他再次斥责莫洛托夫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与恫吓。最后他说，“显然，在与美英这样的伙伴打交道时，要是我们显得没有底气，在恫吓面前开始让步，那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要的成果。要想从这样的伙伴那里有所斩获，我们就必须用坚定而顽强的政策武装自己”。最高领袖向他的手下证明：就跟以前在战争时期一样，他们在战后事务中也离不开他的指导。

当斯大林12月份在莫斯科接见拜恩斯时，他待之如贵宾。美方的让步（在日本成立同盟国管制委员会）达不到他的要求。可他仍然需要拜恩斯的合作，以便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以及在与德国及其前卫星国的和约问题上能有个好的结果。拜恩斯没想打原子弹这张牌，没有与英国人串通一气，也没有针对苏联人在伊朗北部的分离主义冒险活动向他们施压。总的来说，双方按照斯大林自以为是自己强项的互谅互让的方式进行了谈判，包括巩固各自的势力范围和特许权。

对于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举行的那些受到操纵的选举，拜恩斯也表示认可，以换取对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稍作调整和克里姆林宫会尊重政治“自由”及反对派权利的公开承诺。斯大林立即打电话给索菲亚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告诉他挑选“一些反对派代表”，并把一些“不重要的部门”交给他们。之后，据哈里曼说，“俄国人的态度完全改变了，而且在那以后，在其他许多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也变得容易了”。

斯大林在巴尔干地区的关联外交（diplomacy of linkage）是成功的。1946年1月7日，斯大林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各位领导人分享了他对胜利的喜悦。斯大林宣称：“你们的反对派可以见鬼去了！他们过去抵制选举。现在三大国承认了这些选举。”他认为，对于保加利亚共产党政府逮捕反对派领袖，西方列强也许非常不满，但“他们不敢”怪罪苏联。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富尔顿（Fulton）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说，警告美国说：现在整个东欧都处于“铁幕”的背后，受到莫斯科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在这之后，斯大林在巴尔干地区的策略并没有改变。丘吉尔呼吁美英联手制衡苏联，这让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犹豫了，但斯大林意识到这种情况后就不断地向他们施压。他批评季米特洛夫谨小慎微，命令他立即除掉反对派。

对于苏联势力范围中的其他欧洲国家，斯大林是比较慎重的。芬兰尽管是苏联的邻国，却设法逃脱了苏联化的绞索。1945年10月，斯大林在与芬兰代表团的会谈中声称：据测算，苏联的对芬政策是很慷慨的。他说：“我们对邻国好，它们也会对我们好。”这种“慷慨”是有严格的限制的：斯大林的副手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向芬兰索取战争赔偿（以原材料形式）时是锱铢必较的。斯大林还故技重演，喜欢装作苏联仍然关心英美在波兰问题上的感受的样子。他一再劝告受其庇护的波兰共产党，“不要违反”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他告诉他们要容忍斯坦尼斯瓦夫·米柯瓦依契克，即便他称其为“英国人的傀儡”。然而，当波兰人提到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让反对派欢欣鼓舞并期待“西方国家”来解放时，斯大林自信地说，美国和英国不准备与苏联翻脸。“它们想恫吓我们，但如果我们不去理睬，慢慢地，它们就不会制造噪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