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14/21页）

雅尔塔会议之后的数月是斯大林在远东地区捞取战利品的大好机会。1945年，斯大林和苏联外交官都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扈从国，并认为需要扩张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以防美国取代日本成为那里的主宰。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东北地区成为苏联在远东的环形安全区的一部分。在5月24日与军队指挥官一起举行的祝捷宴会上，斯大林说“好的外交”有时“比两三个集团军还管用”。斯大林1945年7～8月在莫斯科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证明了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雅尔塔协定——杜鲁门对此是承认的——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对国民党拥有巨大的优势。斯大林毫不留情地对他们施压，催促他们接受苏联作为他们的保护国以对付日本。他对中国时任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说，苏联在亚瑟港、中东铁路、萨哈林岛南部和外蒙古的要求，“都是基于巩固我们对付日本的战略阵地的考虑”。

在与国民党讨价还价方面，斯大林在中国国内有一些力量可以利用。在国民党与控制着毗邻外蒙古的中国北方的中共之间，莫斯科是唯一的调解人。苏联人还有一张没太声张的牌：他们在新疆与苏联接壤的一些地区秘密资助并武装了维吾尔分离主义团体。在莫斯科谈判期间，斯大林提出可以保证中国的完整以换取大的让步。“至于中共，”斯大林对宋子文博士说，“我们不支持也不想支持他们。我们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我们想诚实地对待中国和各个盟国。”

国民党领导层坚决抵制，尤其是在外蒙古问题上。然而，蒋介石——中国的领导人——与宋子文博士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知道，按计划，苏联红军将在欧洲战事结束三个月后进攻中国东北。他们害怕苏联人到时候会把中国东北交给中共。于是，他们就在8月14日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起初，斯大林似乎是守信用的：中共被迫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停战谈判。中共后来声称斯大林背叛他们、破坏他们的革命战略。不过在当时，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斯大林的逻辑：美国在支持国民党，如果苏联介入并站在中共一边，那就意味着美苏伙伴关系的迅速终结。

除苏联即将对中国东北发起进攻之外，美苏在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合作也给苏联人提供了在那里索取特殊权利的理由。杜鲁门不可能公开反对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只是要求遵循门户开放政策。哈里曼私下里要宋子文不要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但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不会再有机会以同样有利的条件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结果，斯大林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的让步在某些方面超出了雅尔塔协定的授权。

对于日本，斯大林也一样野心勃勃。在1945年6月26～27日夜里，斯大林召集政治局成员以及最高统帅部成员商讨对日战争计划。基里尔·梅列茨科夫（Kirill Meretskov）元帅和尼基塔·赫鲁晓夫想要苏军在北海道的北部登陆。莫洛托夫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就违反了与罗斯福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批评该计划从军事角度来看是个冒险的赌博。然而斯大林却支持这个计划。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苏联在对日本的占领方面据有一席之地。控制日本，防止它在军事上东山再起，这对于斯大林来说就跟控制德国一样重要。

1945年6月27日，《真理报》宣布斯大林就任大元帅。这是这位克里姆林宫领袖执政生涯的顶峰。三周之后，波茨坦会议再次确认了雅尔塔三大国之间的合作框架。这是个对斯大林的外交以及帝国主义政策极为有利的框架。以丘吉尔——在他大选失败之后又以新的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和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为首的英国代表团，起初反对苏联到处伸手。他们特别尖锐地批评了苏联在波兰的行动，并反对苏联从鲁尔区得到一些工业设备作为战争赔偿。杜鲁门的许多顾问，其中包括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怂恿总统和他的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James Byrnes）支持英国的强硬路线。然而，杜鲁门在对日战争中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所以就没有听从这一建议。杜鲁门和拜恩斯还接受了斯大林要从西方在德国的占领区得到一份战争赔偿的要求，并同意在德国成立中央政府。为了对批评者有个交代，杜鲁门建议委派一个同盟国的委员会去监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希腊等国的选举。但当斯大林指出美国人并没有邀请苏联去监督意大利的选举因而表示反对的时候，总统对这件事很快就不提了。在波茨坦会议之后，莫洛托夫通知季米特洛夫说，“此次会议的主要决议对我们有利”。他说，巴尔干地区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列强再次确认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