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复兴（第8/9页）

另一位政变的支持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几天后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自杀。他曾是参与苏美削减武器谈判的专家之一。8月19日，也就是政变发生第一天，时任戈尔巴乔夫军事顾问的68岁的阿赫罗梅耶夫中断了在索契的休假，回到了莫斯科，他向自己的新领导——代理总统亚纳耶夫作了汇报。他对亚纳耶夫说他赞成紧急委员会的决议，准备为决议的实现提供帮助。阿赫罗梅耶夫被交予的任务是搜集和分析有关各地局势的情报。亚纳耶夫还让他准备为自己起草一份面向苏联议会的演讲。阿赫罗梅耶夫充满热情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在元帅自杀前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他解释了支持政变的原因：“从1990年初直到现在，我都相信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毁灭。它很快就会瓦解。我要寻找一种方式大声疾呼……我明白作为苏联的元帅，我违背了军人誓言，犯下了军事罪行……除了为我所做的事负责以外，我没有其他选择。”除了遗书外，他还附上了50卢布的支票，那是他欠下的克里姆林宫食堂的饭费。[25]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梅德韦杰夫早就认识普戈和阿赫罗梅耶夫，后来他评价他们的自杀：“我理解他们的悲剧：我很清楚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有自己的方式，他献身于某种思想，不接受政治阴谋和发迹主义。我对阿赫罗梅耶夫的正直诚实也毫不怀疑。”普戈和阿赫罗梅耶夫都相信共产主义，认为苏联不能分裂。阿赫罗梅耶夫在二战时期就为此而战斗。普戈是“拉脱维亚狙击手”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列宁麾下效忠于革命的精锐部队的成员之一，普戈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掌管着拉脱维亚克格勃和拉脱维亚共产党，镇压民族主义者。政变曾给予他们希望，认为自己可以拯救那个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得到事业发展的机遇，拥有了高官厚禄，在一定程度上还给予了他们某种认同感。对于普戈和阿赫罗梅耶夫这样的人而言，政变的失败既是他们个人的惨败，也是他们信仰的世界的崩溃。自杀使他们从现实世界得到解脱，因为在这个世界没人会把他们视为英雄，而把他们看作反对人民和背叛总统的罪犯。[26]

8月25日星期天晚上，也就是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签署转移苏共财产的第二天，叶利钦签署了法令，获取了苏共的财产，63岁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克鲁奇纳回到他以前的办公室和莫斯科政府的代表讨论财产转移的事项。晚上9点会议结束，此次会议开得让人并不高兴。克鲁奇纳是个友善的人，当他返回中央委员会时，惊讶地发现他的克格勃警卫没有像以前那样同他打招呼。克鲁奇纳神色沮丧而孤独，他回到了自己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高档公寓，他向妻子说了声晚安，对她说他还有些工作要做。8月26日凌晨5点，克鲁奇纳走上了自家的阳台，跳楼身亡。

克鲁奇纳自杀不是因为他对共产主义所抱有的信仰破灭了，不是因为苏共领导人和党员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违背了对领导人效忠的誓言，从今天获悉的信息可知，他还担心对党内财务的调查。8月25日晚上，在那个使克鲁奇纳感到意志消沉的会议即将结束时，他感受到了一个令人非常焦虑的信号：作为负责苏共经济的人物，他签署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文件，这些文件授权苏共资产秘密转移到了国内外企业的手中。莫斯科市政府官员瓦西里·沙赫诺夫斯基那日晚上会见克鲁奇纳时，对他说：“我们需要就苏共资产召开特别会谈。”苏共事务管理局局长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他意外地结束了对话，承诺第二天再讨论这个话题。对他而言，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了。

苏共的资产是其领导人不想和俄罗斯官员讨论的话题。后来的调查显示，苏共的部分资金已经被转移到了国外，根据克鲁奇纳签署的备忘录，这些资金用于“正义”的共产主义事业，包括用于暗中支持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从美国到阿富汗都有。但是，大部分资金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两年中，转移到了苏共官员与其商业伙伴新创立的商业银行和可疑的公司里。苏共官员已经遭到算计而下台，他们想把自己的政治权力转化成经济资源。这个办法可以让他们在党外也过上舒适的生活，同时还可以把国家从各派系之间无休止的、可能引起流血冲突的斗争中解救出来，不然的话，他们在国家过渡时期，将会失去一切，却一无所获。然而，这个过程并非完全不流血。克鲁奇纳就是第一个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