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日双输的历史教训答《经济观察家》报记者李翔（第5/7页）

记：可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孙中山，他们都把日本作为一个可支持他们的力量。

袁：中国的改革先驱有两个想法：一是认为日本的改革成功，可以成为中国的榜样；另一是认为两国同文同祖。其实国际关系中，讲的不是种族文化，而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孙中山和日本人都讲同是东亚和黄种人之类的话，其实这是一个种族和地缘的假象。另外一方面，割让台湾，巨额赔款，又让中国人受不了。

情绪很复杂。但相对来讲，那个时候是两国相处比较好的时期。

记：难道那个时候日本政府的思路跟以后日本政府的思路就有很大变化吗？

袁：1890年以后，日本实行政党政治。哪一个党或哪一位政治家组阁，推行的政策会有较大的差别。如果存在一个相对而言的双方关系比较好的年代，应该是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到“二十一条”出来，这个好邻居时代就彻底结束了。

义和团失败以后的新政，从1901年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前都在推进。这十几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时期，也是政治制度改革有较大推进的时期。经济发展，从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可以看出来。从十九世纪一直到义和团运动，那时候中国的一年财政收入大概有8000万两。到了辛亥革命前，达到3亿两，这个可都是真金实银啊。这是一个指标了。另外有几个大动作，一个是将科举制度废除，建立新式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的教育制度为蓝本的，日本派了很多教师来帮助中国教学。当然也有英美教师，但是日本的占大多数。例如，1909年，有549位外国教习和教育顾问在中国工作，其中424位是日本人；而19世纪中国新式学堂的外国教习则绝大多数来自西欧、北美。

记：是一种政府行为吗？

袁：日本政府和民间合作。从1901年到1911年，是日本教习最多的年代，他们大多数是在日本文部省支持下，由日本的帝国教育会选派的。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帮助中国进行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改革。这些法律稍加修改一直沿用到民国，包括解放区都曾经用过。所谓的君主立宪，基本上也是以日本的宪法为蓝本。日本民间友好人士还组织了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各地办学，加上其他友好人士，共在中国办了十多间学校，吸收中国人入学。

日本政府里面也有不同派别，不都是侵略者，确实有一些对中国友好的政治家。但是总的国策是以中国为主要对象向外扩张。

记：包括改良派、革命派都得到了日本的友好帮助。

袁：对，日本政府内部的理念也很复杂。有些确实是同情中国革命、中国改革，希望中国强大的。梁启超他们，包括孙中山，日本政府都是给了钱的。梁启超反对“二十一条”，有些日本人就说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就说，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爱国的，我主张中国改革，你支持我，我很欢迎。但是现在假如我现在不反对你，我就违背了我的初衷。我的初衷一直都没有变，就是要中国强大，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富强的现代国家。

记：我感觉“一战”之前民众的态度和政府的态度比较一致。而到“一战”之后民族情绪和一些军阀对日本的态度就开始分裂。

我更感兴趣的还是民族情绪。现在中国和日本处于一种很奇怪的状况，两个国家中都有一些人在煽动民族情绪，不少中国人非常仇视日本人，而日本人在自己的国内也比较仇视中国人，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会刊登一些到日本的中国人会干什么坏事情。这种民族情绪是从什么时候被煽动起来的呢？同时侵略过中国，和中国发生过战争的有很多国家，英法俄等，中国人对这些国家的民族情绪，都没有对日本的这样强烈。

袁：中日双方民族对立情绪那么强烈，我想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日本侵略对中国人物质和精神都伤害很深，而日本政府和主流文化没有深刻反省这些罪行。

深一层看，这与东方文化带来的盲目的民族优越感有关，公民独立判断的意识很差。日本的教育在价值观上老是强调要忠君、爱国、绝对服从。结果，公民个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就淡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情绪很容易被一些政客或极端分子操纵，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非常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