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袁世凯：成就与罪错（第5/9页）

《临时约法》有两个大的致命弱点。

约法的第一个致命弱点是，它规定了中国人拥有很多自由，很多权利，但带了一个尾巴，“得依法限制之”。不要小看这条，它是很危险的。举个例，执政党掌握权力，只要它说这是国家利益，你就不能随便发表意见。例如说总统是不能批评的，国家内政也不能随便批评。假如《新闻出版条例》规定了什么情况下新闻出版必须受限制，你的自由权就可能化为乌有了。言论自由就是让老百姓讲话，天掉不下来，但如果弄了个尾巴就危险了，当权派可以为所欲为。一个强烈的对比是，美国宪法是18世纪制订的，之后的《权利法案》也就是宪法修正案是1789年制订，1791年底开始实行，其中规定，国会和政府不能制订法令来限制信仰自由和言论出版的自由，因为这个自由是绝对的。中国约法没有了美国那样对政府的约束，后来一百多年，这个局面都没有改变。除北洋政府时代，言论自由很难兑现。

当时有个思想家叫章士钊，他鼓吹革命很厉害，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不干了。他说很多东西没搞清楚，就去了英国学法律。到辛亥革命前夕，他学成归来。《临时约法》一公布，他马上发表文章指出约法有个大漏洞，它是说了很多自由，但假如政府不给，怎么办？不但不给自由，还一下子把人抓起来，警察在我手上，监狱由我管理，军队由我管理，就抓你怎么样？你又跑不掉。他说，这些自由，要有保障就要建立一个制度，人身保护令。他称为“出庭状”。当事人、被逮捕的人或者他的亲友，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保护被逮捕人的自由，法院应该立即出具人身保护令，要求逮捕机关将人交给法院，然后法院依法处理这个事，审查这个逮捕是否合法，起诉有没有道理，是否成立。公民的自由要得到保证，一定要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后来，从1913年制订的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的曹辊宪法，到1949年以前也就是1947年的宪法，都接受了章士钊的意见，有了“人身保护令”这条，可是没有真正实行。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有宪法，但蒋介石说共产党作乱，我们要戡乱救国，先剿灭“共匪”，自由就先不讲了。这就完了，从制订约法开始，国民党就搞了小动作。

《临时约法》还有个致命弱点，凡是有现代政治常识的都知道，行政权和司法权，跟国会的立法权，三权是应该互相制约的。要是国会跟行政有冲突，总统就有权解散国会，再向国家主人申诉。通过合法选举的途径、法治的途径，重新投票，重新选举，或者由宪法法院、解释宪法的机关解决这个要求是否合法，那矛盾就解决了。但是约法没有这个规定。它对国会、参议会权力做了充分肯定，但袁世凯就没有权力可以解散国会，这就不能互相制约。这是逼良为娼的第一条。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参议会和国会确实做了很多坏事，国会议员很腐败，袁世凯想做的它都去捣乱。次次冲突的情况下，在清末时袁世凯还感觉自己很有作为，一到民国，有了“三权分立”反而觉得无法作为了，他就想方设法扩张自己的权力。这是不是逼良为娼呢？

（二）在修订宪法草案的过程当中，袁世凯要求派代表申诉他对宪法草案的意见。当时的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是由国会议员组成的，制宪会议是国会两院组成的。他们说得很冠冕堂皇，说约法当中没有总统有权向制宪会提出意见这条，你的要求没有依据；另外，宪法制订委员会明确规定，除了委员会的委员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发言权。旁听权也规定了哪些人可以参加，没有总统代表这一条。不给袁世凯发言的机会。制订宪法从理论上来讲很好，但实际上要使袁世凯动弹不得，权力大大受到限制。这就逼得一个能干的政治家想办法伸张自己的权力，于是就有了冲突。

（三）宋教仁案，大家都说这是袁世凯做的一个大坏事。当时宋教仁到处讲实行宪政，内阁制，他是准备当总理的。袁世凯当然不会愿意。从现有史料来看，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还有内政部秘书洪述祖，都参与了这个事件，他们跟会党头目应夔丞的来往信件和电报，都被公布了，里面讲到如何“毁宋”。成功了，梁山匪首被剿灭，我军无一损失，等等，说得很清楚。既然赵秉钧跟事件有关系，就会牵涉到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