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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形于色地站起身来，突然意识到自从一九四〇年身先士卒冲到法国海岸线上以来，有好多年都没有过这种喜出望外的感觉了。

他举杯对霍夫尔说：“干杯，卡尔，敬利亚姆・德弗林，敬‘共和国万岁’。”

作为西班牙内战时期林肯-华盛顿旅的参谋官，德弗林骑着摩托车穿行奔走于各个散布山野之中的行营，可谓物尽其用。虽然跟在诺福克并不相同，但是他从斯塔德利・格兰奇穿过静谧的乡间小路朝村子进发时，仍是同样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那天早晨，他在豪尔特一路顺畅地办完了各种手续，还拿到了驾照。无论走到哪里，警察局，抑或劳动市场，他编出来的那套英勇负伤、光荣退役的故事，处处发挥着神奇的效用。一应官员都推掉了手中的事务，不辞辛苦地为他服务。他们说得对。战争时期，士兵是人见人爱，负伤的英雄那就更不必提了。

他的这辆摩托车显然是战前的产品，颇有年头了。这是一辆BSA摩托车[67]，排量三百五十毫升。不过他试验着满开了一下油门，表盘指针轻轻松松飙到了六十。既然知道了马力能够满足需要，他立即松开油门。虽然斯塔德利村并没有警察，但是毕竟乔安娜・格雷警告他说，很少有人会骑摩托车从豪尔特过来。

翻过陡坡、经过一个水车似乎已经停转的老磨坊，就进了村子。路遇一辆坐着个小姑娘、拉着三桶牛奶的马车时，他减了速。一顶蓝色的圆边软帽戴在小姑娘的头上，一件一战时期的风雨衣裹在她身上，至少大了两个号码。她的颧骨高高的，眼睛大，嘴也大；戴在手上的棉手套破了，露出三根手指来。

“你好啊，姑娘[68]，”他停车等着她先过桥时说，“上帝保佑勤劳的人呐。”

她的眼睛惊讶地大睁着，嘴略微张着。她似乎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支支吾吾了几声，赶紧催着马儿跑过了桥，一直经过教堂开始上坡，才放慢脚步。

“可爱的农村丑小鸭，”他自语道，“让我忍不住看她好几眼。”他笑了，“噢，不，利亚姆，可别意乱情迷了。别这样，现在可不是时候。”

他拧开摩托车的油门，向斯塔德利河沿酒馆走去，注意到酒馆里有个人在隔窗瞪着他。这是个大块头，看上去三十多岁，黑胡子乱蓬蓬的。他戴着一顶粗花呢的帽子，穿着一件双排扣的大衣。

“我他妈惹着你了吗，兄弟？”德弗林心想。这个人的目光又移向了那个小姑娘，马车刚刚爬上了教堂旁边的小坡，却又后退了一步。就到这里吧。德弗林支起摩托车的车架，把装着霰弹枪的帆布袋子从脖子上摘了夹在腋下，走进屋子。

酒馆里并没有吧台，只是一个宽敞舒适的屋子而已，天花板上的房梁很低。里面有几张高背椅、两张木桌子。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

屋子里只有三个人。坐在壁炉边的人在吹口琴，黑胡子站在窗口边上，还有一个只穿了件衬衫的矮胖子，看上去不到三十岁。

“上帝保佑各位。”德弗林拿出一副爱尔兰泥腿子的劲头，向着众人说。

他把装枪的帆布袋子撂在桌子上，穿衬衫的人笑着伸出手道：“我是这家酒馆的老板，我叫乔治・王尔德。你一定是亨利爵士找的新沼泽看守员了。我们都听说你了。”

“什么，已经听说了啊？”德弗林说。

“乡下嘛，你知道的。”

“他能明白什么呀？”窗边的大块头恶声说道。

“噢，我呢，是个从老远地方来的农村孩子而已。”德弗林说。

王尔德有些不知所措，不过还是说明了一下：“阿瑟・西摩尔，火炉边上那个老头是雷科尔・阿姆斯比。”

德弗林后来才知道，雷科尔还不到五十岁，只是长相老了点儿。他的穿着破烂得不可思议，呢帽子漏了洞，大衣用布条勒着，裤子和鞋上尽是泥巴。

“要一起喝一杯吗？”德弗林邀请道。

“那怎么好意思拒绝呢，”雷科尔・阿姆斯比说，“我就想来上一品脱的黄啤酒啊。”

西摩尔喝干了自己的酒，把杯子“梆”的一声撂在桌子上。“我的账我自己结。”他拎起霰弹枪，单手擎着，“爵士老爷确实很照顾你啊，没错吧？这个，还有车。我真是好奇，我们在这儿干了多少年活儿了，只能拿到那么一丁点儿。像你这种外来的，凭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