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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门口铭牌上写的，店老板叫乔治・亨利・王尔德。我开了门，里面是铺着石板路的通道，墙上贴着装饰面板。左边的门开了一条缝，传出嗡嗡的低语，间或爆发一阵大笑。

里面并没有吧台，只有一间舒舒服服的大房子、一个点着火的石头壁炉、几把高背椅子、几张木头桌子，如此而已。六七位客人，没一个年轻人。要我说啊，他们的平均年龄能有六十岁——可惜时下的穷乡僻壤里，这般光景是越发常见了。

一群农民，骨子里就是农民。都是饱经风霜的脸，都是花呢帽子，都是胶皮靴子。三个人在玩骰子，两个人看着。炉火边，一个老头儿轻轻地吹着口琴。他们全都满脸新奇地看着我——带着那种熟人小团体来了陌生人时常有的新鲜感。

“下午好啊。”我开口道。

两三个人点头致意，很客气，然而有个大块头，一脸黑里掺灰的络腮胡子，瞧着不怎么友好。雷科尔・阿姆斯比自己占了一张桌子，正用手指卖力捻着一根烟卷儿，面前摆着一杯淡啤酒。他把烟塞进嘴里，我走过去递上了火儿。“嗨，朋友。”

他茫然抬眼，突然反应过来了。“噢，又是你啊。你找到维里克神父了吗？”

我点头：“再来一杯？”

“那哪能不来呢，”他把杯里的酒牛饮而尽，“一品脱黑啤酒下肚，再痛快不过了！来呀乔治！”

我扭头看过去，身后站着一个戴套袖的矮胖子，这肯定是店主乔治・王尔德了。他跟周遭人的年纪差不多，样子还不错，只是有个地方破了相。过去什么时候他一定是被子弹近距离打到了脸。我看过太多枪伤，所以确定得很。弹痕在他的左脸上犁出了一道沟，肯定还伤到了骨头。他这运气算是很不错了。

他殷勤笑道：“您来点什么，先生？”

我跟他说，我要一大杯伏特加汤尼，而这些农民和乡巴佬们竟被此逗得大乐。我倒是无所谓，因为这是唯一一种我高兴怎么喝就怎么喝的酒。雷科尔・阿姆斯比的手卷烟没坚持多一会儿，所以我分了一根自己的给他，他乐得接受。酒送上来，我把他的那杯淡啤酒推给了他。

“你说你在圣母玛利亚教堂干多少年司事了？”

“四十一年啦。”

他把酒一饮而尽。我说：“来，再来一杯吧，给我讲讲那个施泰因纳的事儿。”

口琴声戛然而止，谈话声也顷刻消失了。老雷科尔・阿姆斯比越过杯沿盯着我，脸上又泛出那种狡黠无比的神色来。“施泰因纳？”他说，“怎么想起问这个？施泰因纳他……”

乔治・王尔德插到我们中间，伸手拿走杯子，边抹桌子边说：“对不住先生，打烊啦。”

我看看表，两点半而已，开口道：“搞错了吧？还有半个小时呢。”

他把装伏特加的杯子递了过来说：“先生，我们这是自家开的小生意，再说这么个荒郊野外的，我们爱怎么干也不会有人管。要是我说两点半关门，那就是两点半关门啦。”他和颜悦色地笑道，“我要是你，我就喝光走人。”

气氛紧张得很，简直一绷即断。他们都坐在那儿，看着我这儿，面孔生硬，眼神冷酷。那个黑胡子大块头，踱到桌子一端，倚在桌板上，盯着我。

“听到他说什么了吧，”他沉着嗓子阴声道，“现在，听话，喝酒，回家。不管你家在哪儿，总之回家。”

我什么都没分辩，因为此刻的情势更紧张了。也不知道是想证明给他们看还是什么，总之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喝光伏特加汤尼。然后我走了。

诡异，但我并不恼火，只是完全被这不可思议的一出儿给吸引住了而已。而且现在让我抽身，怎么可能呢。我必得把答案搞出来，而且我突然发现，有个方法简单易行。

我钻进“标致”汽车，驶过桥，出了村，经过教堂和长老室，往布雷肯尼的方向走。走过教堂几百码之后，我把汽车扔进一个马车棚里，徒步往回走，只从汽车手套箱里拎出来一架小型的宾得相机。

我并不害怕。有那么惊心动魄的一次，我在贝尔法斯特的欧罗巴酒店，被人一路挟持到了机场。他们把枪藏在衣服口袋里逼着我，建议我为了自己好，搭下一班飞机离开别再回来。但是这类事情我都经过若干回了，甚至以此为题出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