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雪 降（第2/8页）

英国的“上海租界租地人会议”在英国领事馆集会，有三四十名富商与会。即使上海有可能失守，他们的防御计划打的算盘也很精，从中还可图利。譬如护城河也能当排水渠，所以华人地主也乐于支付这笔费用。把租界变成中国富人的“避难城”，不仅房租大为提高，也鼓励了“上层华人”“自由入股，认捐碉堡的花费”。把碉堡当成长期投资，价值可观，因为“若有动乱，便可对付暴民”。7

1862年1月15日，一个名叫西勒（J. C. Sillar）的人在会中提议，英国“与太平军首领好言相谈”，把上海拱手让出，由“这些印发《圣经》的人”来接管这座“崇拜偶像的本地城市”，以“平和易手这座城市”。这么一来，英国人不但能洗清犯下的“滔天罪行”，也能使租界上的中国难民免于灾难——西勒先生夸大其词，估计难民人数会有七十万——否则的话，这些难民将“成千上万地冲到马路上来，淹死在河里……同时街上会堵满被践踏的尸体”。但没有一个人同意西勒的建议，一教士宣称，现在是“对太平军采取迅速而坚决行动”的时候了，这个相反的建议“在热烈的掌声中获得通过”。8

没人料到天时有变。1862年1月26日下起大雪，历五十八个小时方止，积雪达七十六厘米厚，经过风吹，有些地方的积雪更厚。雪停了之后又开始降温，气温逐渐下降。到1月30日，气温已降到摄氏零下十二度。整个原野天寒地冻，达二十多天之久，《北华捷报》称此酷寒气候“未尝见诸上海的气象记录也”。9

这场大雪对太平军乃是一大灾难，他们没有足够的冬衣御寒，既不能突破郊区防线，也不能打碎堵塞河道的冰块。“我们动弹不得”，李秀成一语道之。10

1862年初这几个月至为关键，太平军的攻势被天气所阻，没能突破上海业已增强的防御工事，既没占领非租界区，也未能打败洋人。1862年暮春，曾国藩的弟弟率官军从安庆出发向下游挺进，趁太平军兵力空虚之际，攻占了雨花台脚下的战略要地，扼长江江岸和南京南大门之间。李秀成放弃夺取上海的打算，1862年秋回师攻击官军在天京周边筑起的防御工事和围栅。他用尽办法来破坏官军工事，却是劳而无功。11

太平军的处境固然严峻，但他们所受的苦远远比不上这一带的百姓，战事无止境，百姓也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长江三角洲的百姓至少要对付八路来回征伐的人马，包括太平军的野战部队，与太平军松散结盟的秘密社团和其他非正规军，独立的水陆帮匪，地方团练和农民自卫武装，由像曾国藩弟兄之流所招募的大队官军，归江苏省官员统率的朝廷正规军，由清廷雇佣、由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Ward）指挥的洋枪队，以及由英国人指挥，以海军上将何伯（Hope）和陆军准将士迪佛立（Staveley）为首的西洋各国海陆联军。

在这一年多来，从上海经苏州到长江边，甚至直至南京城下的洋人和中国人，不管走的是水路还是陆路，皆可见到荒凉景象，对此已是见怪不怪了：在这片长宽各约八十公里的地区，每间房舍几乎都被破坏，或是烧掉一角，或是拆了门板屋梁。这些木料或是充作军队的薪材，或是用来搭建浮桥，或是充作防御工事，绕村而立。在这些用作短期营地的村庄里，男丁被各方人马强行征用，妇女则被掳走，徒余“炮弹壳与白森森的尸骨间杂相伴”，三五老人收拾断垣残壁12。这些村落的“房舍尽毁；满地污秽；尸骨或弃之于野，或于沟壑，听任腐烂”。江边的屋舍都遭洗劫，有时连绵数十里而不绝，百姓顶多只能睡在简陋的草房或芦苇棚下。13

只要能拿来烧的东西，不管是木材、干草、棉花梗、芦苇，价格都翻了一两翻。村民以“老人为主，脸上满是痛苦绝望”14，站在河边，拿出小篮，里头有一点鸡蛋、橙子或小块猪肉等。在路上遇到的村民，脸上刺着“太平天国”四个字，表明他们是从战场逃出，又被太平军军官抓到，以此方式警告他们不要再开溜。有些人脸颊下陷，上有疤痕，是因想用刀刮掉脸上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