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好莱坞的宠儿（第4/11页）

《时代周刊》说得没错。吸毒现象的确在二十年代禁酒令实施后有所上升。正如爱德华.H.威廉姆斯十一年前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关于服了可卡因的黑人会防弹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黑人给出的吸食可卡因的理由就是“因为我找不到其他东西，老板”（当时不允许南方的黑人获得酒精饮料）。毒品有吸引力，就是因为找不到其他东西。更糟糕的是，走私贩子混进了市场提供非法酒精饮料。这一行的利润非常大，很快就导致产生了暴力行为，还产生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这些集团的后代至今还在活动。主要的犯罪集团，比较出名的有艾尔.卡邦，“幸运的卢恰诺”，阿诺德.罗斯鼎，这些黑手党集团一开始都避开麻醉剂交易，因为这方面的刑罚极其严厉，而是进入走私酒，赌博和开妓院的行当。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意识到这才是真正赚钱的地方，马上就改换了门庭。

当局对好莱坞进行了严厉打击，成功地清除了一度十分猖獗的吸毒现象，在一开始轰轰烈烈的逮捕行动过后，一切都平静下来。不但可卡因越来越难找到，而且还出现了第一轮的杂志“新闻调查/小道消息”高潮，使劲儿往富人名人身上泼脏水。卖可卡因给电影明星简直就是可以上封面的那类出轨行为：即便是在好莱坞，也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

只有一些顽固派还在继续吸毒。电影演员塔卢拉.巴克海德就是其中一个——她在传记里谈到一次在纽约参加宴会的经历。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两个小玻璃瓶，吃完了饭，她拿起眼药水，往眼皮里滴了几滴，然后悄悄对旁边的人耳语说：“我滴错了眼药水。”同伴大吃一惊，建议她看医生，她一听就大叫起来，“我把可卡因滴到眼睛里去了，我可不会告诉医生或是别的什么人！”然后突然离开。据估计，那句人们常常提起的经典名言“可卡因不会让人上瘾。我再清楚不过了——我都用了好多年的了！”也是出自巴克海德之口。

她并不是唯一的可卡因狂。哈瑞.安斯林格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一个“持强凌弱”的明星，一眼就能看出指的就是埃罗尔.弗林。不断有人向警方报告说他试图从整个欧洲的医生那里获取可卡因——来治疗想像出的从“自卑情节”（！）到“无法治愈的痔疮”在内的各种症状。安斯林格把他带到警察局进行审讯，他拒绝承认自己有毒瘾，后来承认自己获取可卡因的真正动机是为了性（埃罗尔.弗林需要毒品还能有什么理由？）。

不过这种情况毕竟少之又少。可卡因渐渐步入低谷，新生的一代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种麻醉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更加速了可卡因衰落的进程。不但供应和走私古柯的通道被切断，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忙于打仗，几乎抽不出时间来照顾非法毒品。整个欧洲百分之一百的就业率很好地解决了当地的毒品问题（英国从1940年到1943年也只有三起与可卡因有关的逮捕行动。）

然而也是这场大战使得人们明白非法毒品交易有多赚钱，从而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麻醉剂集团。这个集团的出现要归咎于“幸运的卢恰诺”。他自1942年起一直同美国海军情报部合作为战争出力，运用他广泛的黑社会关系来追踪布鲁克林造船业里的“间谍”，还帮助把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犯罪组织——黑手党家族——联合起来协助联军在1943年入侵西西里。作为回报，卢恰诺三十到五十年的服刑期可以很方便地被忘记，条件是他得回到意大利，永远不许回到美国来。1946年一月三日对他进行减刑，他回到了意大利，很快利用自己同意大利和美国的犯罪集团的关系，让战后的海洛因交易重获生机——五十年代，海洛因交易通过所谓的“法国贩毒网”在马赛达到了顶峰。接下来二十年的世界海洛因交易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由这个组织完成的。

到1952年的时候，美国染上海洛因瘾的人比战前高了百分之三百。尽管可卡因还没有列上菜单，但全球麻醉剂市场已经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利润，从而为可卡因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可卡因虽然步入低谷，但远远没有销声匿迹。

二战结束的时候，可卡因的确非常罕见：“到1948年的时候”，哈瑞.安斯林格报告说，“我们在这个国家进行的所有没收行动中几乎没有发现可卡因”。他所能找到的仅有的案例都是给马服用毒品：他在1961年的《谋杀者》一书中讲述了一个马主给他的马注射了一剂被称之为“霰弹枪”的药物：十四粒可卡因，三粒海洛因和其他各种兴奋剂的混合物。马打完针后变得非常激动，要五个人才能拉住它。尽管这匹马最后遥遥领先赢得了比赛，但它太疯狂了，以至于在前十个马身距离的时候就把骑手掀了下来。安斯林格的人发现马主决定要拿木质的球棍打它一顿，好好教训教训这匹顽劣的马的时候，他们插手了。但他们还是迟了一步。马主第一棍还没来得及打到马身上，就被他犯了偏执狂的马给踩死了。（这时脑海里不由出现“赏罚分明”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