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6/25页）

这样的政策显然有些冒险。它意味着武装成千上万的可能的捣乱者和造反者。但是这样做却很有效。而且，如北京所关心的，也很便宜。对于紧迫的军费不足的困难，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要各省自行筹集防卫费用。这在18世纪末镇压白莲教叛乱时已有许多先例。何况，这也正合道光皇帝的贪心。于是，1840年6月，在舟山群岛被英国人占领之后，皇帝下令地方自筹经费举办团练以保各沿海省份。[49]但这样作，却反过来使中央军费越来越困难。随着专制权力的延伸，地方经费只供地方之用，使得调一省的官军去另一省也困难起来。例如，林则徐要从江苏省调来军队，应该供应南下途中士兵的粮站却或者是空空如也，或者是被那些心怀不满的本地人把守着。在这种情况下，林和他的继任者只能转而征集广东本地人，以代替和加强正规军。[50]

但是，团练政策的意义尚不止此。林则徐本人对这种团练就很热情。1837年，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就发现乡勇对付蓝正樽叛乱非常得力。而且，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深信“百姓之义”，这就是组织乡勇的理论根据。林一次又一次地威胁英国人，他将使用这一最后的武器。1839年6月之后，当英国人在九龙司靠岸时，林警告义律，英国商船必须立即到广州登记，或者返回英国；否则，沿海人民必将愤而奋起，将蛮夷一扫而光。[51]这些威胁不仅仅是策略或辞令上的，它们是种真正的神秘信仰的一部分。在林及其以后的一些清朝官员看来，在儒学家的历史上，“民”是无可估量的。“民”能拯救或毁灭、恢复或推翻一切。一旦被合乎道德地动员起来，“民”就是不可战胜的。即使失败接着失败，这种信念并不会减弱。

这种神秘信念主要来自于儒家的“民本”观念，但并不完全这样。“复仇神”号无所不往、难以抵御的威力，英国军队难以理解地轻易地侵占他们的阵地，使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产生了军事上无能的破灭感。这使他们转向他们的文明所能有的任何技能以防卫敌人，甚至不惜利用异端和邪教。

任何人只要读过中国的武侠小说，就会熟悉传奇故事中的拳师、剑客，他们只要轻弹手指，就可以推倒一堵墙，他们可以随意凌空飘行。这些故事是历代有文化的中国人的幻想的一部分，非理性，大众化，迷信甚至幼稚。一个学者，不论其老师多么严格，总是知道这一传统的。事实上，在正统的或异端的学说中，都有幻想和主旋律，二者间的差别并非如皇帝圣旨中所说的那么大。比如说，二者都强调灵魂及完美的自制之重要性。人们塑造的侠客一定是道德极高尚的、言行一致的人物。那些武艺高超但德行有亏的侠客必定败给内心纯洁的对手。更有进者，不论是异端还是儒家传统（尤其是公羊学派）[52]都认为，学问就是精通一系列的道理。这些道理有不同层次的意义。所以，学者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可能认为，只要根据更深一层的意义，就能发现另一种奥秘。如同打太极拳者打了几年之后，才直觉地了解他的运动的意义一样，一个文人只有熟记所有的经典，才能掌握它们的意义。这种关于技能、学识的奇特观点，就是传统思想的一般特征。最低限度，它确实允许一个文人也可以有秘密会社拳师的某些情操。哲学化的道家鼓励这一点。宋龙渊关于《道德经》的注释——公羊学派所喜爱的版本——充满了关于灵魂的喻示、学问的奥秘以及对于宇宙各种力量的控制。[53]

异端学说虽然可能被看作是狂想而得到宽容，但是，儒家的官僚从理性上憎恶民间佛教、民间道教和崇拜迷信的秘密结社，他们同样也不能接受异端。完全信仰这种思想暗流，就是抛弃文明的学问。但是在1841年1月7日轰动一时的穿鼻失败之后，中国官员们不顾一切地转向那种同传统有联系的潜藏的技术和神秘的技能。于是就再三计划招雇能在水下呆几个小时的海洋潜水员、有武术的盗匪、经过训练的猴、秘密会社中的暗杀者。简言之，使用一切手段，只要能打败蛮夷。[5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次向秘密的、潜藏的、非理性的事物求助，预示了以后义和拳变乱。那时，朝廷本身转向了中国文化素质中更为蒙昧的部分。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之后，无疑，中国的军事地位愈是无望，这一类观念就愈是流行。像林则徐这样的人是不会忽视其他技术的，他是自强运动的先行者之一。主要之点在于，不论是西方的武器还是秘密会社的技能，都只是技术而已，这不影响文士时时保持他自己的纯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