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学重镇（第6/7页）

1948年年底，史语所迁往台湾，梁思永留在北京。他虽然已卧床不起，但是每天都抱着他那台美国产的收音机收听国共战争的消息。1950年8月，他被新生的红色政权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郑振铎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一职，因此考古所的工作担子主要压在梁思永身上。尽管他的病躯已不能从事田野考古，但他仍筹划着考古所的田野发掘，指导室内研究，在家中主持所里的重要会议。据夏鼐说：“他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郑振铎）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材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他在病床上，用铅笔在便条上完成了《殷代陶器》和《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两稿，对考古报告的编写有指导意义，使许多青年考古工作者受益匪浅。

20世纪50年代初，梁思永（拄杖黑衣者）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同人。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出现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到了1954年春天，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3月8日，梁思永让夫人李福曼打电话叫自己的妹妹、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据吴荔明讲诉，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一直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二十二年的三舅妈（李福曼）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4月2日梁思永逝世，年仅五十岁。

岁月如梭，渐渐地，梁思永已变成书页里一个发黄褪色的名字。2004年9月11日，我去北京，在八宝山公墓凭吊先生。梁思永的墓地在八宝山的东侧，墓地是兄长梁思成所设计。汉白玉的边界，汉白玉的台阶，汉白玉的墓碑，造型庄严简洁。墓碑呈斜面，刻着郭沫若的字迹：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之墓。在他的近旁，是他的嫂子林徽因的墓地。也许是因为梁思永职务的缘故，没埋进梁启超墓园，没能与父母兄妹在一起。围绕在周围的多是在革命和建设中牺牲的军人。我在他的墓前，献上一束花，深深地三鞠躬，默默离去。第二天，我如约去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家。梁柏有性格豪爽，也许是常年伺候年迈耳背的母亲，说话声音较大：“父亲在世时，常年生病，母亲就一直照顾父亲。直到父亲故去后，母亲才去中科院历史所工作直到退休。”知道是四川的客人，保姆把轮椅上的老太太推出来。老人九十七岁了，还能看报，看小说。我拿出签字本，老人拿起笔，颤巍巍地签上：“不忘李庄。九七老人李福曼。”

也许，梁思永死不瞑目的一件事，是1948年史语所迁台时，运走了当年他领队发掘的西北冈考古报告的草稿。他去重庆动手术之前，尽管只完成报告第一章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但却是他在烽火战乱中的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的名山大业。夏鼐日记中，记有1944年1月2日他将赴西北考察前，梁思永的一段话：“梁先生说自己眼看见这肺病不能痊愈的，不过是时日问题，想勉强起来将未完成的报告写毕，这是此生唯一的事业，不知值得冒险否。张大夫仍劝他休息三四年再说，目前不能起来工作，病势一变，前功尽弃。张大夫颇为之伤心，大家听见亦均为之黯然。”11

考古学家梁思永。

1954年，作为西北冈发掘的领队兼报告撰写人梁思永过世。得讯后，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委请梁思永当年的弟子高去寻整理梁的遗稿。 自1958年开始编撰西北冈第1001号大墓起，到1976年出版大墓1550号，高去寻前后历时十八年，他把梁思永先前的84页草稿、15页表格和140页大小草图写成八巨册、1164页、939幅图版的考古学经典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