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辽代的一块木头（第6/6页）

这年5月27日，梁思成写检讨反思：

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就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活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演讲，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非常沉重。4

1956年2月6日，应邀参加全国政协招待宴会的梁思成，托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转呈一封信，表达了入党的愿望。信中说：“一个多月以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陪同您坐在宴会席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毛泽东见信甚感欣慰，明确表示支持梁的入党申请。这件事的最终实现，尽管还有两年多的考验过程，但却使梁思成逃过一劫。1957年的“引蛇出洞”，设计师陈占样在“一切以人民的名义”下，被打成右派。由于彭真的出面，梁思成没有成为右派。据说，毛泽东曾问彭真：“那个梁思成保住了没有？”彭真回答：“保住了，按照主席的指示办的。”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他还是梁任公的儿子嘛。”

免遭厄运的梁思成却从此选择了沉默。1959年，梁思成在第19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文章一开始就说：“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十年！多么幸福的十年。”文中还引述自己写的一首诗：“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

梁思成说过，“建筑物在一个城市之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必须与环境配合调和。”也许梁思成没有料到，在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建筑师也同样不能独善其身。一次，梁思成听说河北宝坻县（2001年撤县设区，今属天津市）一座自己曾勘察过的辽代古庙被拆毁后，哀叹道：“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

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辛波丝卡，在其诗集《一百种乐趣》中，有一篇题为《写于旅馆》。诗中写到“文物古迹的热爱者”梁思成。1945年，梁曾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他在为国民党政府及盟军编制敌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名单时，特地建议盟军在战争中要保护日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奈良。日本把梁思成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日本文化的恩人”，并塑铜像纪念。诗人在诗中写道：

20世纪60年代初，梁思成摄于清华大学胜因院。

京都是幸运的，

幸运而且遍布宫殿，

带飞檐的屋顶，

如音阶的楼梯。

古老而有情调，

坚硬而富活力，

它是木质的，

但从天上朝地上长，

京都是一座城，

动人的美令人落泪。

我是说真实的泪水，

出自一位先生，

一个行家，文物古迹的热爱者，

在一个关键的时刻，

在一张绿色桌子后，

大声地说：

等而次之的城市多的是呀！

然后在座位上，

突然开始啜泣。

就这样京都获救了……5

获救的还有梁思成——这块不朽的“辽代的木头”。

（本文照片由梁从诫、李光谟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