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敢忆衡阳（1944年4月～1944年12月）（第53/74页）

衡阳这一次，是真的到了最后的时刻。

重庆方面密切地关注着衡阳的变化，除第10军的电报外，就是飞机空中观测的反馈。从蒋介石到各部要员，他们的日记里关键词几乎都是衡阳。以军令部长徐永昌8月7日的日记为例：“衡阳方虞未电，衡城北部被敌侵入，其余阵地均在猛攻，危急万分。又方虞申电，衡阳已在混战中。”

午后的时候，方先觉与孙鸣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在中央银行军部开倒数第二次会议，商量城破时的对策。没通知暂54师师长饶少伟参加。饶正率部封堵从北城攻入的日军。在会后，给蒋介石侍从室（此前的电报，均按正常渠道，发至徐永昌的军令部）发去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

从这份电报的内容看，在这次会上，方先觉对周庆祥提出的动议没作出最后的决断。

关于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后人知之甚少。只知道开完会后，方先觉打发几名师长各回指挥部。葛先才不走，方问为什么，葛说手里没兵了。方先觉喊住周庆祥，叫周把天马山阵地的萧圭田第9团交给葛先才指挥。师长们走后，中央银行军部，方先觉身边只剩下副官处处长张广宽、辎重团团长李绶光、副官王洪泽三人以及卫士、通信兵和其他勤杂人员20多人。

在重庆，侍从室的林蔚接到芷江空军基地工作人员用电话口头转来的电报内容，遂上报蒋介石，后者心情遂跌至深谷。蒋条件反射似地在复电中说：“明日援军必至！”随后，蒋给王耀武去电，叫他转给一线部队长：若8日仍不至衡阳当以军法从事。结果是8日仍没至，且援军将领没有一个人受到军法惩处。预10师第28团团长曾京对此的评价是“决而不行，督促不力，赏罚不明”，并用“军令不严肃”论之！

蒋介石要求军令部长徐永昌通过军委会战讯向社会发表方先觉“最后一电”（电报内容由侍从室的林蔚向徐永昌口述），继而大报纸纷纷转载。《扫荡报》社论说：“‘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两句话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侍从室的唐纵在日记中则写道：“读后不禁暗然神伤，热泪夺眶！”铨叙部次长王子壮日记中的说法是：“心为凄然欲绝，一切作事均觉无绪。”但是，发出“最后一电”后的衡阳，在各种原因与合力下，拐了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弯。

情况最初发生在西禅寺。

那是一天前的8月6日，在傍晚时分，阵地上一名被俘的第9团的军官表示要见日军部队长，第116师团第120联队长儿玉忠雄会见了他，这名军官突然表示，如果能修复从西禅寺到大西门的电话线，他愿意劝说守军放下武器。儿玉自然不轻信，但觉得可以一试，于是将其放回。7日拂晓，那名军官打来电话，他告诉儿玉：“大西门守军愿停止抵抗，稍后将有一名有资质的将军前来交涉。”7日天黑后，该军官又打来电话。按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的记载，该军官代表的是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说重庆第10军参谋长以下人员有意投降……”

几个小时前，8月7日下午3点多，在第116师团儿玉联队和第34师团针谷支队夹击下，天马山的第3师萧圭田第9团渐渐不支。《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中记载：“在7日下午，天马山出现白旗。黄昏时分，城南第68师团正面也出现了白旗。”该师团《独立步兵第61大队战史》记载：“（8月7日）17时，湖南的山河让人感到初秋在傍晚早临，整个战线一片沉寂。有报告说：‘敌人那头有些奇怪，好像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见敌人阵地上一面三角形的白旗左右挥动，好像在打信号。‘升白旗了！’‘敌人投降了！’不知谁大声喊了起来，白旗陆续出现，有远有近。”《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的记载是：“在傍晚5点左右，第68师团太田旅团正面的森林高地和志摩旅团对面的岳屏山都出现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