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长城上的希望之门（第5/12页）

在此，我们再聊一聊其他话题。2012年，参加伦敦亚洲周研讨会期间，我们抽时间去了一趟大英博物馆，观看那里的明星展品：珀西瓦尔·大卫德爵士收藏的中国瓷器。它们被认为是西方同类藏品中的顶级。那批收藏共有1700件，曾长期藏于爵士本人位于布鲁姆伯利区的大楼。2009年，它们在大英博物馆一个特别展厅中重新展出。那些瓷器确实属于无瑕的标本，熠熠生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一群群的年轻中国观众。他们许多人用智能手机拍摄其中的精品。返回研讨会后，我们向一位朋友提及那种值得赞美的艺术兴趣。“那当然了，”朋友刚从苏富比拍卖行的中国艺术部退休，她笑着说，“回国后，他们会把照片送给密友，那些人会制作复制品，供应中国本土喧闹非凡的艺术市场。”大卫德爵士曾继承了从中国贸易中获得的财富，他本人也最精于讨价还价。我们想象，假如大卫德爵士在天有灵，他会露出一脸宽容的微笑。

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中国可销售的拍卖标的，不仅极有可能有假，即便是竞拍落槌价，也常常属于华而不实。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曾发布过2010年至2012年中国大陆拍卖市场研究，断言在成交价超过150万美元的艺术品拍卖中（占据了市场主要的份额），约有一半交易最终没有完成，原因是买家未能付款。然而，那些未完成交易额，仍照例加入了公布的销售总额，促成了中国拍卖收入的虚高（2012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总额高歌猛进，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有时候，赖账者只是缺少资金。其他时候，竞拍人实际上是某位收藏家的代理。那位收藏家不是拒绝接受成交价，就是拒绝出售拍品。也有其他例子，把拒绝付款当成一种抗议形式（尤其对中国大陆之外举办的拍卖），拒绝付款的理由，通常是某件宫廷珍宝属于遭受非法掠夺的中国文物。

据中国媒体披露，中国已开始在此领域实施明显的改革。比如，要求高端竞拍人支付竞拍抵押金，放宽几十年来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大陆参与文物拍卖经营的限制。2012年，苏富比拍卖行成了开路先锋，与中国一家国营拍卖企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佳士得拍卖行成为首家获准在中国大陆独立经营的国际拍卖公司。中国的官员和拍卖协会，均努力强推解除对外国拍卖企业的限制，希望通过此举，使中国大陆拍卖企业广泛接受国际最佳拍卖做法。同时，苏富比拍卖行负责亚洲地区业务的一位雇员告诉我们，中国大陆拍卖企业发布的销售总额，会与该企业提交的可以查到的纳税额相对照。利用税收，为虚报拍卖成交额的动力釜底抽薪。因此，中国大陆拥有可靠的拍卖销售结算额，似乎是前景可期。

无论如何，上述情形，说明了拍卖业的易挥发性质。对于非专业旁观者而言，竞拍似乎是自发透明的。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是拍卖系统的运作多发生在后台。实际上，一场主要的拍卖会，其运作均需要精心谋划，经过反复协商确定拍卖估价。参与拍卖的绝大多数主要演员，都知己知彼。即便如此，与纽约百老汇的演出季一样，总有可能给人惊喜。中国大陆艺术市场出现的新扭曲，似乎正是如此。不断演变的艺术品市场，已引发一个令人敬畏的辩论话题，即市场与被掠夺古代遗址之间的关系。用一个流行语概括，那种争议就是“额尔金主义”，意指“文化掠夺”。

让我们回望1801年的高门，那里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对外门户。当时，第七代额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刚刚抵达高门，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当时，埃及在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而英国刚把法国入侵者赶出埃及。因此，额尔金伯爵大使所处的形势极其有利。不久前，他享受了焰火表演的礼遇，并受赠奥斯曼帝国苏丹缠头巾上的白鹭冠毛。额尔金大使向苏丹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他可否得到“敕令”（许可），在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开展考古发掘？当时，帕特农神庙正濒临坍塌。额尔金伯爵如愿以偿。他的队伍规模庞大，包括之前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招募的艺术家、建筑师，开始拆卸帕特农神庙上的雕塑和装饰柱子。他们从神庙的横饰带上，总共凿下了56块大理石雕刻、17块三角楣饰、15块墙面雕刻。额尔金伯爵把那些石雕与其他文物合并，自费运至英国，用以装饰他打算在苏格兰建造的新宅邸。然而，迫于自身压力和缠身的疾病，1815年，额尔金伯爵以35000英镑的价格，把那些大理石雕刻卖给了英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