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鉴赏家（第5/6页）

我的意见是：那些杰出藏品应该永久保存于顶级艺术博物馆。新成立的堪萨斯城艺术博物馆应成为它们合情合理的去处，该馆应至少留出三四个展厅展示中国艺术。如果我的意见能为此目的带来一些切实的结果，我将非常高兴。

威廉·沃克用5000美元买下了那批藏品，他是堪萨斯城首屈一指的慈善家。当征集藏品的消息传到兰登·华尔纳耳中时，他怒不可遏。当时，华尔纳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员，同时担任堪萨斯城博物馆的顾问。一位董事给华尔纳写信，抱怨说大家都对堪萨斯城得到那批藏品“极为吃惊”，因为华尔纳曾宣称，劳费尔“带着嘲笑”拒绝了那批藏品，认为其拥有者“太不可靠”；很难“理解劳费尔先生怎么会人前一套，背后另一套”。沃克确实买下了那批藏品，只是经过了劳伦斯·史克曼的去粗取精。史克曼属于具有新知识的博物馆研究员，更像一位艺术史学家，而非民族志学者。最终，帕格斯利的大部分藏品，落户于堪萨斯城博物馆协会，其余藏品则由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收藏。

劳费尔去世后，另一批收藏也给他的名声投下了阴影。1913年，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在博览会公园开馆，它由洛杉矶当选的郡议会资助管理，与南加州大学校园几乎紧密相连。从洛杉矶当地拉布雷亚沥青坑出土的史前动物骨骼，成为该馆科学部吸引观众眼球的藏品。但是，尽管该馆拥有一些不错的日本水印画，以及伯林盖姆·约翰逊的中国陶瓷收藏，其亚洲艺术藏品一直未能引起观众的兴趣。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1926年6月，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收到了约翰·威廉·诺尔曼·蒙特藏品的目录和照片。他是挪威人，1887年曾受聘于由英国人掌管的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担任巡视员。1894年至1895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战败后，蒙特应邀参加袁世凯领导的“新军”，担任骑兵队的二把手。义和团起义期间，蒙特前往天津，一度隶属于俄国军队，在天津港附近参加过几次战斗。清王朝倒台后，袁世凯当上了中国的总统，还昙花一现当了回皇帝。此时，蒙特成了北京宪兵队的一名中将。

蒙特的八字胡上抹着蜡，一套军装量身定做，上面挂满了熠熠闪光的勋章，堪称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少将的翻版。蒙特欣赏中国艺术，他流利的汉语和通畅的对外联系能力，更使其如虎添翼。当清宫收藏一夜之间触手可及时，蒙特和妻子不失时机地开始收藏。“去年，我的藏品得到了极大丰富。”1915年，蒙特写道，“辛亥革命后，清宫太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东西。”凭借对海关内部事务了如指掌，蒙特还得以最大规模地出口自己收藏的文物。据学者德里克·吉尔曼报道，自1907年始，蒙特开始征集，并向家乡挪威卑尔根市的博物馆运送了大型雕塑和建筑构件。

1926年，蒙特决定出售自己其余的藏品。那时，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的馆长是鸟类学家威廉·布莱恩，他没有征求专家意见，仅凭蒙特的藏品目录和3大本相册，就以试用方式把近400件文物从北京运至洛杉矶，其中包括瓷器、绘画、雕塑和青铜器。蒙特上将为藏品的估价是100万美元，但提出以火灾受损物品拍卖价60万美元卖给洛杉矶博物馆。布莱恩馆长给当时交易中间商、洛杉矶人欧文·弗曼写道：“首次查看那批东西的照片目录，我已深信不疑……它们不仅内容广泛，颇有价值，也属于真正杰出的博物馆藏品。”

1923年，劳费尔曾在北京见过那批东西，研究过那些目录和照片。此时，弗曼请劳费尔携带妻儿飞至洛杉矶，用3天时间对其进行鉴定。劳费尔按照要求提供了鉴定报告，并在菲尔德博物馆档案室存档。劳费尔在鉴定报告中详述道，新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宣布，它有意实施禁止出口文物的法律。因此，“毫不夸张地说，那批东西可能是最后，也是从中国获得如此重要、高品质文物的唯一机会”。劳费尔认为：“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说，那批东西不可复制。”劳费尔宣称自己特别赞赏蒙特收藏的绘画，深信它们优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绘画。简言之，“我相信，蒙特上将为那批藏品要价60万美元公平合理；如果在纽约、伦敦或巴黎展览、拍卖，或在私人收藏家之间转手，至少值100万美元，有可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