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鉴赏家（第3/6页）

如劳费尔给博厄斯信中所写：到了那时，他似乎已完全入乡随俗，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觉得“与做欧洲人相比，做中国人更好、更健康”。在另外一封给博厄斯的信中，他充满热情地说：“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与我们的文化同样优秀，中国的许多东西甚至更好，首先表现在中国的道德规范……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遗憾，那便是我生来不是中国人。”但是，1910年后，劳费尔只去中国访问了一次。如菲尔德博物馆亚洲考古研究员班尼特·布朗森所描述：劳费尔的一生自相矛盾，因为他“希望自己是中国人，但又不太喜欢中国”。

如博厄斯所提醒，虽然劳费尔以收藏民俗和民族志藏品为主，他也千方百计征集文物：从贫困收藏家、太监、鸦片瘾君子、和尚和古董商手中买入青铜器、石雕、汉代陶瓷，以及一批绘画。讨价还价必不可少。在劳费尔给博厄斯的信中，充满了他赢得的一场场小胜利。“在中国搞收藏，别以为只是购物，”劳费尔写道，“它需要神仙般的超稳定心理、自我控制力和天使一样的耐心。”回顾清王朝垮台一年后的1912年，以及自己带着藏品返回美国后的十几年，劳费尔认识到：“现在，那种机会已一去不复返。随着具有骑士精神的清王朝覆灭，中国的浪漫也随之消亡。中国的家庭作坊生产，将被隆隆的机器声和外国进口货取代。那是一个快速过渡的激进主义时期。我们目前展示的绝大多数中国藏品，都属于过去。可以说，它们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文物。”尽管如此，据劳费尔记录，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国藏品，仍未被当作艺术品欣赏。它们如同孤儿，被“公然忽视”。导师博厄斯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反目成仇后，徒弟劳费尔也离开纽约投奔了芝加哥。

1908年，劳费尔受雇于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1908年至1910年，劳费尔又以拉萨为目的地，身兼“布莱克斯通考察队”队长和唯一队员，分两次独自前往中国西藏和中国内地进行长期考察。1903年至1904年，英国的扬哈斯本爵士率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随后占领了西藏的各个山口。劳费尔提交了前往西藏的申请，遭到受英国控制的印度政府的拒绝。劳费尔还受到了其他限制，只能在印度东北部大吉岭和锡金的市场上征集藏品。尽管如此，他仍从加尔各答向美国运送了634件“喇嘛”文物。1923年，在百货商店巨头马歇尔·菲尔德（也是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捐助人）所留基金资助下，劳费尔再次返回中国。通过那几次中国之行，劳费尔搞到了19000件内地文物、4000件西藏文物。它们构成了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国藏品的核心。其中，中国早期陶瓷和玉器尤为丰富。

在考察期间，劳费尔也为金主们征购藏品。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芝加哥的竞争对手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1920年，当劳费尔被聘为后者的名誉研究员时，便帮助其从自己提供咨询的施主手中征集亚洲文物。实际上，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早期收藏日本和中国艺术，得到了劳费尔的具体指导。芝加哥继承人凯特·斯特奇斯·白金汉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一位捐赠人。她购买过一套16件中空青铜饰物，准备用于装饰精美的大门，劳费尔为它们出具了假想的来源证明。白金汉女士开始收藏的是鼻烟壶，之后品位越来越高雅，成为最早收藏中国青铜礼器和陶瓷的重要藏家。她对藏品的质量更感兴趣，而不是它曾经的特别归属或年代。劳费尔把她介绍给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芝加哥分店。她从那里购买了一尊宋代银鼎，与其他藏品一样，她以纪念过世姐姐露西·茂德·白金汉的方式，将其捐赠给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劳费尔每年有3周假期，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为私人收藏鉴定上面，并按自己的标准收费。他也会从自家库房拿出藏品出售。比如，1912年，他卖给了查尔斯·弗利尔两幅绘画，收入不菲。在为同事和未来客户看东西时，劳费尔习惯用这些词汇描述：“罕见、一流”“一钱不值”“绝对独一无二”“新出土的”“百里挑一、登峰造极”“重要而可爱”等。同时，还告诫：征集藏品下手要快，因为“老东西的数量在快速下降”，而且，“我相信这些机会一旦失去，将不会再来”。几年后，劳费尔的那种经营活动，会被人们不屑一顾，在当时的情况下，更是被严格禁止。但是，或许是担心失去一位有声望的研究员，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似乎并未反对劳费尔的兼职活动。尽管劳费尔把档案资料留给博物馆前，已将其中与自己私自经营有关的信件仔细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