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清朝官吏（第5/6页）

后来发生的另一个不同的续集，以更好方式对端方进行了缅怀。

家人赎回端方的遗体后，失去亲人的他们贫困交加，被迫出售端方的收藏。在端方的珍藏中，有一套青铜礼器，包含一件青铜禁、几件盛酒礼器。据说，那套礼器1901年出土于陕西西部宝鸡附近的一座陵墓。福开森曾在不同场合对它们进行过研究，他记得，端方先后分两次买下了那套青铜器。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展示，它们组合摆设的方式源于假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何慕文用语），因为“它们的年代或埋葬特征等所有证据，均已被破坏”。尽管如此，从青铜禁上面的侵蚀痕迹看，它们复原的形状看上去真实合理。

从1923年7月开始，福开森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写过一系列令人兴奋的信，记录了那笔交易如何圆满完成。“那件青铜禁及其全套祭祀礼器独一无二，”福开森断言，“拥有它们，可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古代中国青铜器收藏方面永远处于领先地位。”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代理都在热切追求它们。但遗憾的是，“对于应从那套青铜礼器得到的价格，端方夫人和她的儿子有个过分想法。有人告诉他们，那套东西至少值50万美元。但是，我已打消了他们的错误想法”。福开森请求在北京取出12.5万美元，他认为端方家人将接受那个价格。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给了他10万美元。购买协商进行得并不顺利。到了10月，福开森写道：“关于购买事宜，我必须与端方夫人、她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打交道。几天前，我以为问题已肯定得到了解决。然而直到一月份中国农历新年，我才等到了好时候的到来。”之后，购买事宜又节外生枝，起因是出现了家庭矛盾：母亲和儿子不再说话，夫妻不再一起生活。端方的合法继承人是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也就是说，真正拥有那件青铜禁的女人，仅是一个继母。但是，福开森在信中以胜利号角结尾：“幸运的是，依靠我与端方总督的友谊和合作，此事得以处理，我在母与子、夫与妻之间进行协调，出售事宜有了结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得到那套杰出藏品的同时，还间接促成了端方家人之间的和解。”

那套青铜礼器极其漂亮，时代为西周时期（前1046年—前771年）。在我们撰写本书时，它们仍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摆放在青铜时代展厅最重要的位置展出。它们的出处虽然有记录，但即便是那些与说明牌较真的博物馆达人，也很难从中找到端方的名字。对那位清朝官员的非凡生涯和悲惨结局，只有专家们略知一二。端方为鉴赏家和收藏家打开了许多通往中国艺术的大门。特别是端方引导了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欣赏，提升了它们的市场价值。

中国青铜器属于古老、极具收藏魅力、却使人烦恼不断的一类藏品。2014年纽约亚洲艺术周期间，在佳士得拍卖行再次出现一件中国青铜器。它的拍卖价格标出了新高，结果却出人意料。人们的目光都落在了那件“皿方罍”身上。那是一件体量巨大的中国青铜盛酒礼器，通体装饰图案简洁有力，肩部铸有双龙，器身D形把手处有突起带角龙首面饰，时代为晚商或西周早期，重42公斤，高63.5厘米。据称，它的来源“无懈可击”：1928年曾有报道指出，它经过许多著名古董商之手，包括卢芹斋、包尔禄和姚昌复。“皿方罍”的拍卖估价为3000万美元。但是在原定3月20日拍卖前的最后一刻，它被撤出拍卖。据说，它以3000万美元价格，卖给了中国湖南省的一群私人收藏家。

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市场内部人士声称，佳士得拍卖行有些惊慌，担心通过公开拍卖，竞标获胜者会以那件壮观青铜器属于非法出口的中国国宝为由，公然拒绝付款。“皿方罍”最终私下成交。它的目的地可能是已收藏有“皿方罍”盖的湖南省博物馆。

张珺对此进行了盖棺论定：那些古代青铜器，无论光润圆滑或是有棱有角，不管小巧玲珑还是高大魁梧，“皆作为权力象征而制造，它们只能被保护或发掘，不能被复制。还有其他文物更能象征传统中国的辉煌吗？青铜器鉴赏家必须通晓历史、艺术、考古和审美，还有比他们更高贵的文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