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清朝官吏（第3/6页）

端方的好奇心、求知欲望和建立人际网络的能力的确极强。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一般范畴。在芝加哥，他不但参观博物馆，也去考察牲畜围场。无论到哪里，他都会提出与水源、沟渠和渔业有关的问题。在纽约期间，他参观了位于新泽西州贝昂市的标准石油炼油厂。乘坐约翰·洛克菲勒的私人车厢前往访问西点军校，视察了该校军官学生的餐厅、厨房（对服务员使用的自动门大加赞赏）。他还拜访了十几所重要的学院和大学，向对方重申慈禧太后关心的事情：希望美方在向中国男生提供奖学金的同时，也别落下中国女生。简言之，中国代表团此次出访美国，标志着在最新和最古老的两个主要大国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全面的文化交流。

1900年至1911年，是端方作为收藏家登峰造极的时期，恰逢中国大规模地建设铁路。伴随着铁轨的铺设，工人们挖掘了大量古代墓葬遗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拉腊·亚西尔引用了一位高官的话：“古代器皿经常被发现。可以说，早上在农田被发现，晚上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展览。”有传闻说，端方利用总督地位，将最新出土的文物搜刮到自己家里。

端方收藏兴趣广泛，包括古代青铜器、石碑、玉器、拓片、书法和绘画等。他特别钟爱带有铭文的文物，身边聚集了一群研究、收藏金石文物的朋友。这一兴趣使他与福开森建立了富有成效的联系。福开森的父亲是一位加拿大出生的牧师之子，他本人则是著名收藏家、古董商，与中国的高官保持着密切关系。1900年前后，福开森结识了端方。1906年至1909年，福开森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征集的代理。其间，他一直与端方合作，成为总督聚会上的常客。在聚会上，专家们对金石文物进行观摩和研究。

1908年，端方总督为自己令人惊叹的收藏编撰了图录《陶斋吉金录》。许多专家都对此伸出了援手。图录有许多出彩之处，属于最早采用影印技术复制青铜器铭文拓片的中文著作。福开森常去拜访总督府，广泛探讨图录出版事宜。后来，福开森写道：

很多晚上，在南京代理巡抚的衙门，我与端方一起享用晚餐。餐桌是一个大“诸葛鼓”，我们坐的是小鼓。他会同时展示自己新近收集的青铜器，我们的会面因而变得独一无二。在《陶斋吉金录》中，他为自己的伟大收藏留下了完整记录。但是，翻看那本珍贵图录，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怀念我记忆中的端方，怀念一位伟大鉴赏家把玩自己精彩青铜器时两眼放光，以及焦灼不安的模样。

应该强调的是，中国青铜器因其古老、持久、刻有铭文，以及被用作陪葬明器，构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中国艺术，成为主要文明形成时期的一种无声见证。差不多在四千年前，中国的工匠便熟练掌握了制造青铜器的艺术——将铜与锡或铅混成合金。商代和西周时期（约前1046—前771），中国的青铜作坊制造了多种多样的器物，包括青铜钟、鼓、匕首、弩、车饰、测量仪器和带扣等。

从有文献记载的陵墓中出土的陪葬青铜器，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中国文物。有些文物源于成百上千的帝王陵墓。制造它们的目的不是用于日常生活，而是用于祭祀祖先、家族陵墓陪葬。中国古代文献对不同阶层的人士死后所用陪葬品数量和种类，有着详细说明。为确保阴间宴会的安全，陪葬品中还提供了青铜剑、匕首和青铜斧。在商代陵墓中，还存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殉葬方式，即在陵墓基建和埋葬死者时，要使用活人祭祀。简·方婷和波士顿美术馆的吴同对此进行过开创性研究。他们在《发掘中国历史》一书中写道，那种墓葬习俗，不仅被商代帝王所用，还被“扩散到商代中国的其他地方”。活人祭祀通常不是自愿行为。陕西的考古学家发现，受害者“被青铜箍套住脖子，窒息身亡”。

福开森通过与端方合作，开始建立中国艺术不同分类的标准，特别是墓葬青铜器。此时正值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福开森为该馆征集的中国青铜器。媒体批评家对它们不屑一顾，认为它们属于考古文物，不值得列为艺术品。在中国，福开森的学识得到了广泛认可，获得了众多荣誉。他获得了中国清王朝授予的二品顶戴，以及日本颁发的“神圣珍宝勋位”。然而，福开森的荣誉和华丽外表具有欺骗性。正如托马斯·劳顿写道：“绝大多数人眼中的福开森，都是他在老照片中的样子：一位高贵的老绅士、中国通，衣冠楚楚，讲一口优雅的汉语，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度过。”实际上，福开森是一位爱好社交的政治操盘手、精明企业家和中国艺术的爱好者。他放弃了传教士事业，摇身变成一位生意人。他出版了一份报纸，开展了一场非基督教艺术运动，令他在卫理公会的上级大为震惊和恼怒。正由于他独特的学问以及他与端方的友谊（用劳顿的话讲），“世上几乎每座博物馆都拥有了中国收藏，包括端方经手的一些艺术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