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第6/20页）

在与阿莱科斯一起度过的11个月中，我经常自问，如果在他没有被害的情况下专政制度被推翻了，他会怎样行动。我认为政治只是他非凡的才华和势不可当的个性的一个方面。在他身上存在着民众的保护人和领袖的特征。这是千真万确的，是难于否认的。但是据我看，他的价值来源于文学才能，他真正的才华是诗的才华。他说“政治是义务，诗歌是需要”。他喜欢重复地说这句话并非偶然。总而言之，我认为他的民众保护人和领袖的才能在紧急的情况下要比在民主的正常状态下发挥得更好。他可能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因为，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当卡拉曼利斯重返国土后，他没有马上回希腊。直到8月13日，他谋杀帕帕多普洛斯未遂周年日，他才决定回去。这次回去使他重新与战斗结了缘，而与文学分道扬镳。雅典正在准备政治选举，中间联盟党马上给了他一个候选人的位置。他接受了。生命中重大事件的发生，包括他的去世，总是与日期存在着不可思议的巧合：他是11月17日当选的，正好是他被判处死刑的周年日。当然，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并没有给他多大的鼓舞，一星期后他又在意大利了，而且一如既往，继续频繁地回到他一直认为是自己的第二祖国的意大利。他的意大利语讲得很标准，能无误地用意大利文书写。他穿意大利式的服装，吃意大利式的饭菜，用意大利的家具布置他在雅典的住所，把它布置得与我们在佛罗伦萨的家一模一样。

在议会中，阿莱科斯很快就表现出他是个最好斗的议员。他不给任何人安宁，尤其不给国防部长埃万盖利斯·托西特萨斯·阿韦罗夫安宁，因为此人与前政权的关系不清。阿韦罗夫的权力超过卡拉曼利斯的权力，因为他有军队的支持，而军队里存在着发动政变的危险。阿莱科斯认为他对国家是一个威胁，因此每次发言时总是从这个含义上指责他。阿莱科斯知道有文件可资证明阿韦罗夫与前政权存在着勾结，以及为什么他始终没有把暴政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将军、上校和上尉们清除出去的原因。这些文件保存在宪兵司令部的档案库里。这些文件在军政府倒台后神秘地消失了。1975年，在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情况下，阿莱科斯进行的主要活动就是寻找这些档案。对帕帕多普洛斯、马卡雷佐斯、帕塔科斯、约安尼迪斯以及对军政府的其他成员的审讯，还有后来对泰奥菲洛亚纳科斯和哈齐齐基斯的审讯，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他保了密，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在那几个月里，关于阿莱科斯人们只是谈论他对被告们的高姿态。事实上，他一直为帕帕多普洛斯和其他人免于死刑而奋斗。他说：“在专政时期杀死暴君是责任，在民主时期宽恕是需要。正义不能通过挖掘坟墓来取得。”对曾经如此惨无人道地折磨过他的泰奥菲洛亚纳科斯作证时，他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他的证词只持续了40分钟，以冷漠和毫不在乎的口吻提到了几起最严重的事件。他甚至宣布他的敌人已经不是戴着锁链、曾经迫害过他的人，而是新政权中的可疑的代表人物。

1976年的头几个月里，阿莱科斯掌握了宪兵司令部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文件。他还找到了有关他的党的一位议员德梅特里奥·察佐斯的材料。这件事使他决定退出中间联盟党，并以独立左派的身份留在议会中。可是，自从他把自己放在高傲的孤立地位时起，他始终面临的危险就成百倍地增加了。他成了希腊最令人不快的人了。对于奉行假的和不稳固的民主的主子们来说，他知道得太多了。再说，他又是如此勇敢而难以被吓倒。那么就得消灭他。他们就在他向议会提交文件的前夕消灭了他。地方法官在阿韦罗夫的唆使下禁止公布这些文件。于是阿莱科斯只得采取引人注目的举动，在议会里把文件交给卡拉曼利斯。他本应于5月3日星期一交出文件的，5月1日，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夜间，当他去格利法达妈妈家的路上，两辆汽车紧跟着他。在乌利亚格梅尼街，一辆轿车以高速向他逼来，巧妙地左右摆动一下把他挤出路外，他几乎是当场死亡。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