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第5/20页）

与此同时，他申请护照。对他来说，弄到申请护照的必要证件就很不容易了。无论他到哪个机关去要求，都遇到重重障碍。例如格利法达市政府证明不了他的出生。他的名字突然从注册本上消失了，只有雅典娜的名字，而没有他的名字。为此，他毫不掩饰地苦笑着说：“我没有出生，注意到了吗？我还没有出生。”但是一天早晨，他从外面回来，高兴地跳着说：“我出生了！我出生了！”谁知道他们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七天后，一个星期一，他们发给了他护照：只是往返一次有效的护照。三小时后我们乘上飞往罗马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动身了。但是我们离开时的情景也是不寻常的。通过海关、边防警察和行李检查后，我们来到候机室。突然一大群便衣警察挑衅性地把我们围住了。后来，扩音器通知旅客登机，我们来到第二号门，出示了我们的登机卡。他们把我们推到后面。“为什么？”阿莱科斯问道。没有回答。“我们有护照和登机卡，我们已经办了一切手续。”没有回答。其他旅客都进去了，搭上了大轿车，又从轿车上下来进了机舱。飞机就等着我们两人了。但是我们无法靠近舷梯。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向我们作任何解释，也没有人向把我们当做大人物陪伴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作解释。10分钟，15分钟，20分钟，25分钟，30分钟过去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过了30分钟后，他们又允许我们上飞机了。也许他们给公安部的头目打了电话。也许这个头目又报告了帕帕多普洛斯，而帕帕多普洛斯认为在最后的时刻阻止阿莱科斯动身的错误做法，就国际上来说也是通不过的。但是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关上机舱的门以后，飞机在跑道上还停留了40分钟。那天地面指挥塔并没有出什么毛病。机舱里笼罩着窘迫不安的气氛。但是当我们飞上了天，飞上了世界上最蔚蓝的天空以后，这种气氛就消失了。

后来发生的事是另一本书[3]了。因为阿莱科斯成了我生活的伴侣，伟大的爱情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直到1976年5月1日晚上他去世。他是被人为的车祸杀害的，但当局很快把它定为一般的车祸。为了更好地了解下面他十分重视的采访记，很有必要知道从飞机在罗马降落到他们把他杀害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构成他的存在的主要事件。请看下面。

同我一起离开希腊后，阿莱科斯选择了意大利作为他在政治上和地理上的斗争基地。这里有我们居住多年的家，从这里他出发去法国、德国和瑞典旅行。在流亡期间，他还从这里多次秘密回国，从没有被约安尼迪斯的警察发觉。1973年11月工学院的暴动以及屠杀学生的事件，造成了政变中的政变：约安尼迪斯夺了帕帕多普洛斯的权，把他抓了起来，并自定为希腊当然的主子。于是阿莱科斯的头号敌人成了约安尼迪斯。他使用一张假护照到达雅典机场后，马上采取自杀般的冒失行动向约安尼迪斯挑战。约安尼迪斯知道了，他寻找阿莱科斯，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像“红花侠”[4]一样，阿莱科斯总能逃过警察的罗网，在离开希腊前，甚至还寄了嘲弄约安尼迪斯的明信片。他在雅典停留的时间很短，只待24到48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把同志们组织起来，爆炸几颗示威性的炸弹。他重新组织了希腊抵抗组织，特别重视以“老挝人民”命名的小组。这个小组从事最危险的行动，但是十分注意不伤害无辜者。他们投放的炸弹从没有造成牺牲者。在欧洲，他通过移民、民主党、新闻界、广播、电视和与他有明显联系的社会党的关系进行活动。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夏季，即军政府由于自身的错误和无能而倒台。帕帕多普洛斯是狡猾的独裁者，是有政治头脑的人。约安尼迪斯却是一个无知的大兵，对政治懂得甚少。他们想通过推翻马卡里奥斯实现希塞合并，但马卡里奥斯却奇迹般的没有被杀害。这件事导致了土耳其入侵这个岛国。后来，当希腊几乎要与土耳其交战时，约安尼迪斯又劝说军政府辞职，作出了无可奈何和自相矛盾的决定，把政府交给了1967年帕帕多普洛斯推翻的反对派。卡拉曼利斯重返雅典，成立应急政府，形式上重建了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