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第7/12页）

法：您的母亲呢？

马：我记不太清我的母亲。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去世了。我连她的照片也没有。那时候，穷人是不去照相的，生活在塞浦路斯山区的穷人更是如此。我只记得母亲患病那天的情景。当时，全区只有一名医生。我的父亲徒步去寻找那位医生。他不知道医生在哪个村庄，东奔西走了好几个小时。终于，他回来了，像牵了一头羊似的把医生也带来了。医生用同一种药片治疗百病，我猜想这种药片是阿斯匹林。他把药片给了我母亲。过不多久，母亲就去世了。我记得丧礼的情景。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同父亲睡在一起。因为在他身边，我可以放声痛哭。那天夜里，他也在痛哭。我对他说：“你不哭，我也不哭。”我记得后来祖母把我带走了，亲戚来劝说我的父亲：“你还年轻，应该续弦，这也是为了孩子。”当时，家里除我以外，还有我的小弟弟和刚生下不久的小妹妹。有一天，他们把我送到新的妈妈那里：父亲又结了婚。新的妈妈站在屋子中间，轻轻地招呼我说：“进来，进来！”我不愿意进去，我并不认识她。但是后来我终于进去了，而且很快就爱上了她。她心地善良，至今还活着，至今仍心地善良，我至今仍爱她，而且非常爱她。要向您说明我的来由既容易又不容易。我的父亲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我的母亲、我的祖母和我的继母也都不会读，不会写。我相信，我的父亲之所以能容忍我去修道院是因为在那里我将学会读书写字。他陪我去修道院时叮嘱我说：“你要听话，好好学习……”

法：您那时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吗？您刚才说过，您只听命于自己……

马：那时候，我是个腼腆的人。我是那么腼腆，以致在课堂里我从来没有勇气站起来回答老师的提问。虽然我已经懂了，但当老师叫到我的名字时，我满脸通红，变得笨嘴拙舌。但即使那时，我也不是一个唯命是从的人。请您听听胡子的故事吧。我20岁时，修道院院长命令我蓄起胡子，按照规定，见习修道士不一定要蓄胡子。我拒绝蓄胡子，他便大发雷霆说：“要么你听我的话，要么你离开这里。”“行，我离开这里。”我随即整理行装，因为我料定结果将会如何。“你不能离开这里！你得留下来。”“好吧，我留下来。”“但是你得蓄胡子。”“不，我不蓄胡子。”“瞧着吧，现在我就揍你。”“那你揍吧。”他开始打我。他一面打，一面厉声问道：“你蓄不蓄胡子？”“不蓄。”“你一定要蓄胡子，一定！”“不蓄。”他最终颓唐地倒在一张椅子上说：“我请求你蓄起一点胡子吧。仅仅蓄一点点，为了不致有失我的面子。”“不蓄。”“蓄最短的那种胡子，短得足以使人怀疑你是否长了胡子。”我笑着问道：“最短的那种胡子？”“是的。”“像现在这样？”“是的。”“再也不要多蓄一毫米？”“再也不要多蓄一毫米。”“好吧。”终于在我没有屈从的情况下达成了妥协。

法：我可以说，这是意味深长的一种妥协。

马：这是我的战略，始终一贯的战略。我的意思是说：我总是喜欢走到深渊的边缘，然后停在那里，以免掉进深渊。您明白吗？我在最后的时刻止步不是因为我到了那里觉察到前面已是深渊，而是我能预测到那里是不能逾越的最后一毫米。当然，别人会以为我要去跳崖自尽，而我却是平静地向前走去，因为我知道应在什么时候止步。对待修道院院长就是如此。其实，我丝毫没有想到过要离开修道院，我太爱它了。但我知道，如果我让他相信事情恰恰相反，并忍受他的拷打，那么他会在最后让步，作出妥协。这是我的胜利。

法：您从未由于计算失误而遭遇厄运吗？

马：我不相信命运。任何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人们最多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但应该善于因势利导。例如，我没有预料到我在35岁时成了主教，37岁时成了大主教……这是一段值得一叙的历史。我在修道院里度过了七年的光阴，其中三年就读于尼科西亚的高等学校。之后，我被派到雅典，以便取得法律系和神学系的毕业文凭。在那里，我经历了战争，意大利的占领和继之而来的德国占领，这是一个困难而严峻的时期。解放后，我获得了美国的奖学金，到了波士顿。并接受委托，管理当地希腊东正教徒聚居区的一个教区。我喜欢美国，决心在那里逗留五年，而不是三年。我决心要取得大学神学教师的资格，但没有料到这个计划竟未能实现。实际上，只过了两年多一点，我就收到来自塞浦路斯的一封电报。它通知我说，在某一地区，人们要选举我当主教，这使我大吃一惊。我不愿意离开美国，我不愿意回塞浦路斯去。对我来说，塞浦路斯只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且是被缩小了的地理概念。它缩小为我出生的山区、我在那里成长的修道院和就学的尼科西亚学校。您知道吗？我18岁时才初次见到大海。因此，我立即作了这样的答复：“万分感谢，我不想成为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