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罗敦·西哈努克(第8/13页)
法:殿下,我发现您谈阮文绍时是相当奉承他的。您把他说成是个聪明的人,您真是这样想的吗?
西:我对他的看法在我与范文同谈论朗诺时曾经提到过。我是这样说的:“先生,我为您的种族而感到高兴,因为它只产生聪明人。即便成为卖国贼时,他们也是聪明人。我的种族产生了像朗诺这样的一个卖国贼,而您的种族却产生了像阮文绍那样聪明的卖国贼。”范文同回答我说:“您说得有道理。”在背信弃义和自私自利方面,阮文绍是个首屈一指的人。他原是个农民,具有丰富的感性知识,而且还有勇气和胆量。您采访他时他所说的那许多事都是事实。我……无意挖苦讽刺他,但在必要时,我应该说……这位阮文绍帮了我不少忙。战争结束后,我一定很乐意去认识他,并向他致谢。我把这个想法也告诉了范文同:“我渴望宴请阮文绍,以感谢他为我做的种种好事。”第一件好事是他派遣穷凶极恶的军队到柬埔寨。咳!施里玛达曾经说过北越人和越共游击队在柬埔寨胡作非为,但是当他看到凶如虎狼的阮文绍军队屠杀儿童、奸淫妇女、焚烧民房和捣毁庙宇时不得不承认:“相比之下还是西哈努克的越南人更好些。”总之,如果阮文绍不派遣这些兽兵来柬埔寨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红色高棉游击队队员,柬埔寨的年轻人也就不会组织成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一支支游击队伍。阮文绍为我做的第二件好事是他在华盛顿与河内之间设置障碍,他至今还在这么做。每次他这样做时,我多么愿意为他焚香祈祷。啊!这位阮文绍是个可爱的人,是个宝贝,我喜欢他。只要华盛顿和河内打算达成谅解,他就会跳出来声嘶力竭地叫喊:“不行,不行,不行!我不允许,我不愿意!我反对,我反对!”这帮了我的大忙,因为他们两国在更大程度上,或者更快地达成谅解对我们柬埔寨人并不有利。如果北越人和美国人很快达成一致的话,那就糟了。北越人就会不顾风险来插手我们的事务。河内的利益并不总是同柬埔寨的利益相一致的。是的,我应该多多地感谢阮文绍。您见到他时,请务必把我的这些话转告给他。
法:殿下,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您的红色高棉游击队吧。请允许我提醒您,虽然您现在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可是过去您对待他们一点也不好。只要想想马德望地区的屠杀就行了。
西:您可以相信我,也可以不相信我,但我可以向您证明,马德望的屠杀是朗诺和施里玛达干的。当时,我正在科特达祖尔的一家医院里治病。他们屠杀的也不是红色高棉游击队,而是农民,起因是这两个无赖去征用他们的土地。我没有必要派朗诺去夺取他们的土地,因为我自己的土地已经太多了。与其说我要掠夺他们的土地,还不如说我要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他们。不仅如此,在农民的心目中,我是个民族英雄,是上帝。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他们的信任。难道我发了疯,非得与他们作对不可?至于红色高棉游击队,在对待他们的问题上我犯有错误,这我知道。朗诺向我提供了假材料,证明他们想推翻现政权,于是我就同他们格斗。我把他们作为卖国贼对待。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但并不像朗诺造谣所说的那样,说我杀害了他们。这点已被以下的事实所证明:所有传闻中已被枪决的人今天都成了我的部长。柬埔寨爱国抵抗运动的领袖乔森潘[10]难道不正是朗诺所说的被我杀死的人吗?三个月前,当我到达柬埔寨时,他伸开双臂迎接了我。他对我说:“殿下,我们一直知道反对我们的不是你们,追击我们的是朗诺。我们一直知道朗诺是个卖国贼,他早就想干掉您。”
法:您如何回答?
西:我生气了,责问他说:“怎么搞的?你们既然知道事情的真相,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他们回答说:“殿下,您应该明白,朗诺对我们有利。没有朗诺,我们要掌握政权非得等上40年不可。”他们不止一次说过:“让他去背叛西哈努克吧。西哈努克坐在宝座上,美国人就永远不会发动进攻,我们将不得不等到西哈努克寿终正寝,革命将永远搞不起来。殿下,您的不幸恰好是我们的走运。”我说:“怎么?”他们继续说:“是的,殿下,要是我们告诉了您,那么您会作出反应的,这样,柬埔寨也就不再需要我们了。殿下,这是一种战术。”啊!这是奇妙的战术?确实奇妙!我没有谴责他们。我明白这样更好,因为尽管我的思想是相当社会主义的,但柬埔寨同我一样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这些红色高棉游击队对我是不客气的。如果要谈马基雅弗利式的不择手段,那么应该承认谁也不是共产党人的对手。我曾接受这些红色高棉游击队队员在政府各部中任职,如公共卫生部、公共教育部和国民经济部。但是他们在我手下当部长时,从不开展工作,只是消极怠工。因此当我看到他们把解放区管理得如此有条不紊时,我隐约地感到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我责问他们说:“怎么搞的?你们都有能力,有才干,为什么同我一起工作时你们不这样做?”他们回答说:“殿下,如果我们那时好好为您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将有助于您变得更加强大。这样……革命岂不断送。”我不禁哑然失笑,但心中却怏怏不乐。我自言自语地说:“西哈努克,你是多么的天真幼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