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第5/12页）

《新共和》周刊全文刊登了我的采访记，华盛顿、纽约和几乎美国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基辛格访问记所引起的轰动和它所产生的后果都使我十分惊讶。显然我低估了这个人物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可能产生的反响。显然，我轻视了与他会晤的这个难以忍受的一小时。事实上，这件事成了人们谈话的中心。很快就传说尼克松对亨利十分恼火，为此拒绝见他。亨利给尼克松打电话，请求见他，还到他在圣克利门蒂的家找他，但都无济于事。由于总统继续生他的气，圣克利门蒂的大门关得紧紧的，请求会见遭到了拒绝，他的电话也不被理睬。总统不能原谅亨利对我说的他取得成功的原因：“关键在于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一点。美国人喜欢独来独往的骑马牧者，喜欢只身进入城市和乡村的骑马牧者，仅此而已……”报刊也为此批评了他。

新闻界对基辛格一贯是宽宏大量的，而对尼克松却冷酷无情。可这一回，正好相反，每个记者都谴责基辛格发表这样的言论未免太傲慢，至少也太轻率了。作为尼克松的使者，亨利·基辛格怎么可以把一切功劳都归为己有？怎么可以把尼克松置于旁观者的地位？当一位微不足道的教授以西部电影中亨利·方达[7]的风度进入乡村处理事务时，美国总统到哪里去了？最不留情的报纸还刊出了漫画：基辛格穿着牛仔服，骑着马去沙龙。另一些报纸刊登了脚蹬马靴、头戴大檐帽的亨利·方达的照片，下面写道：“亨利，孤独的骑马牧者”。尽管恼火，基辛格还是接受了一位专栏作家的采访，声称接见我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还说我歪曲了他的回答，曲解了他的思想，拿他的话做文章。他的做法实在笨拙，惹得我比尼克松更恼火，我便起来反击。他那时在巴黎，我给他发了一份电报，责问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我还威胁他要把采访时的录音公布于世。我说，基辛格先生，别忘了讲话已经被录在磁带上了，这盘磁带可以提供给大家，也可以帮他恢复正确的记忆。我对《时代杂志》、《新闻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台也这样说了，对一切向我询问此事的人都这样说了。我们的吵架几乎持续了两个月，双方都很不愉快，特别是我。对亨利·基辛格这个人我受够了，提起他的名字就使我紧张不安。我恨透了他，以至于没有理解到，这个可怜的人除了把过错推到我身上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但是如果说我在那个时期祝他事事如意和幸福，那是不准确的。

我的诅咒是无力的，尼克松很快就与他的亨利言归于好，他们俩又像一对情人那样喁喁细语。他们策划的停战实现了，美国战俘回了家。总统先生为那些战俘操了不少心，而越南的现实是等待着下一次的战争。一年后，基辛格取代罗杰斯[8]当了国务卿，斯德哥尔摩还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不幸的诺贝尔，不幸的和平。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基辛格博士，我在猜想您这几天的感受。我想知道您是否也像我们以及世界上大部分人一样感到失望。您失望吗，基辛格先生？

亨利·基辛格（以下简称“基”）：失望？为什么失望？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会使我失望？

法：一件不愉快的事，基辛格博士。尽管您说过和平“已经在握”，尽管您确认已与北越人签了协议，但是和平并没有实现。战争像过去那样在继续，而且情况比过去更糟。

基：和平将会实现，我们已下决心要实现和平，因此它一定会实现。几星期内，甚至不用几星期，也就是在与北越人为签订最后协议而恢复谈判以后，和平即能实现。十天前我就这样说过，现在我再重复说一遍。是的，如果河内在签约前同意为确定细节再举行一次会谈，如果他们以10月份那次会谈时所表现出的同样的精神和态度来对待这次会谈，那么和平将在合理的短期内实现。这些“如果”是近日来唯一无把握的事，对这样的无把握我是不放在心上的，而您却为此惊恐不安。对这类事情大可不必为之惊恐，也不要因此失掉耐心。事实上……总而言之，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进行谈判，而你们记者却不愿相信，你们一直在说这些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后来，你们又突然叫喊和平已经实现。可是现在，你们又说谈判失败了。于是你们每天向我们试探，一天四次。但是你们是抱着河内的观点来进行试探的……请注意，对河内的观点我是清楚的。北越人希望我们10月31日签约，这是有道理也是没有道理的……不，我不想对此展开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