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界战争（第4/15页）

对着受命出现的极少元老，恺撒要求支配罗马的应急储备的权力。他说，无论如何，现在没有高卢人入侵的危险。除了他这个高卢的征服者，谁更有资格掌管这笔财富呢？元老们既胆怯又不安，准备让步了。这时，保民官凯西利乌斯·梅特卢斯（CaeciliusMetellus）站了出来，否决了这一要求。恺撒失去了耐心，不再大言炎炎地保护人民的权利。军队开进了广场，萨杜恩（Saturn）神庙被强行打开，公共财富被恺撒攫取在手。固执的梅特卢斯仍试图阻止这渎圣行为，令恺撒大发雷霆。他警告说，如果保民官不让开，他将被砍翻在地。9年来，恺撒已习惯于人们服从自己的每一道命令，现在也没有时间和心情改变指挥风格。梅特卢斯让到了一边，恺撒拿到了钱。

在首都沮丧地过了两周后，他很高兴回到军队中。如往常一样，他急于发起新的攻势。西班牙的庞培派军团很活跃，那里有战斗等着他。在后方，他留下听话的司法官马尔库斯·雷必达（MarcusLepidus）管理倔强的首都。元老院被彻底甩在一边。尽管雷必达有着高贵的血统，还是个当选的执政官，但这些无法掩盖恺撒任命的不合法性。自然地，罗马人很不满意，可恺撒置之不理。他虽然在乎表面上的合法性，但实质性的权力更重要。

对那些视法律为自由屏障、传统守护者的人来说，现今的一切都乱透了。一个高尚的公民应该怎么做？没有人知道。旧路线图会把人引向绝路。在内战中的共和国，人们像进了迷宫一样没了方向感，熟悉的大路会突然变成羊肠小道，亲切的路标变成一堆乱石。例如，西塞罗最终鼓起勇气，逃进了庞培的军营，却依然找不到方向。加图曾把他叫到一边，说他不应该跟着出来，如果他“留在家里保持中立，对他的国家和朋友会更有用”。6庞培也发现，西塞罗对战争的唯一贡献是失败主义的妙语。他公开表示，西塞罗应该到敌人那边去。但西塞罗就那么闷闷不乐地坐着，毫无生气。

不过，绝望是富有学者的特权，一般公民不可能“奢侈”到沉浸于此的地步。大部分人都忙于从这个混乱时代寻求生活的秩序。对罗马人来说，没有比失去同伴、失去共同体感更令人沮丧的了。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们愿做任何事情。可是，在一场内战中，他们能向谁付出自己的忠诚呢？不是他的城市，不是祖先的祭坛，不是共和国，因为交战的双方都声称拥有它们。但他可以寄希望于一位将军的运气，在将军的军队中找到伙伴，在将军的名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高卢的军团之所以愿意渡过卢比孔河，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历了9年的战争，与他们在军营中结下的友谊、形成的效忠关系相比，遥远的广场传统算得了什么？与他们的将军比起来，共和国又算得了什么？在激发军队热诚的献身精神方面，没有人能超过恺撒。虽说战争有种种不确定之处，但这一点可能是造就其丰功伟业的最明确素质了。公元前49年夏，恺撒去西班牙攻击3支庞培的老兵队伍。他激励军团忍耐着那种筋疲力竭的感觉，忍受着战争的苦难，最终在几个月内消灭了对手。以这样的钢铁之师为后盾，难怪恺撒敢于嘲弄其他人的意志力，包括别的公民和公民之外的人。西塞罗后来对他说，“在上天为我们设定的界限内，你的精神永远无法满足。”7但那些追随其明星的人同样如此：恺撒夸口说他的军团“能把上天打败。”8

这里，在恺撒和他的军队的灵魂交融中，新秩序初显端倪。相互忠诚的纽带为罗马社会提供了组织结构，内战时期依然如此，但逐渐消除了原有的精致与复杂。罗马人一直在矛盾对立的义务间纠缠不清。这是公民生活的特色。与之相比，听到军号就冲锋的军队秩序显然简单多了。可是，要把那些义务甩在一边也不容易。它们关联着几个世纪的禁忌与传统，锻造了罗马人对荣誉的热望，并使这种热望服务于自己的城市。没有它们就没有共和国，古老的习俗和法律遗产就会永远地丢失。事实上，在内战初期的几个月里，这种灾难性后果的苗头已经显现。政治生活虽在维持，但不过是恐怖地复制着自己。说服的艺术越来越多地被放弃，暴力与恐吓渐渐取而代之。行政官员不再依靠选票实现自己的抱负，现在，他们靠的是公民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