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危机和兵变（第3/5页）

但是1797年的水手们怨气冲天，远胜以往。他们已然参战4年有余，却看不见半点儿战胜或退役归家的希望。他们的薪金还维持在克伦威尔时期的水平，但这么多年来的物价上涨，使得这点儿微薄的工资根本难以养家糊口。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受到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影响，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问也不懂政治，但是追根究底，旧价值观的消亡是毋庸置疑的。舰队中有很多爱尔兰人，方便了别有用心者在其中挑拨离间，将他们与国内的爱尔兰起义相提并论，当然，这并不是这场兵变的主因。真正的矛盾在于水手本身，他们维系着海军的日常工作，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在港口耐心等待，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常常被政客甚至纳税人遗忘。由于海军扩军，人数从过去的1.6万猛增至12万人，低级军官的待遇也随之下降，而古老的等级尊卑的价值体系也正分崩离析。水手们必须忍受脾气暴躁的军官，以及那些在美国人看来“残酷又花样百出的惩罚”，“荣耀”号（Glory）上的希克斯（Hicks）和菲兹-帕特里克（Fitzpatrick）中尉就是如此：

在1797年海军海员短缺危机时期，苏萨克斯郡的招募广告。“rendezvous”（集结地）是当地的募军部，可能就是在小旅馆里租的一间屋子。（国家海事博物馆，F3642）

前者待人一如暴君，打起人来毫不手软……拳打脚踢、暴晒、涂焦油、用布袋罩住脑袋，在全船人面前极尽侮辱之事……14

其他船上的船员也多有怨言：“我们宁可坐牢或立即被杀！”也有人写道：“我们的处境堪比罪犯，根本不像英国的自由公民。”15

水手心中怀有公平正义，1797年，海峡舰队（ChannelFleet）停泊在朴次茅斯的斯皮特黑德（Spithead），开始以行动反对暴行。4月，他们联名上书海军部，详述了“这些年来我们的艰苦和所受的压迫，希望大人能心怀怜悯，尽快解决”。其中，他们迫切希望提高工资，“让我们有能力给妻儿老小更舒适的生活”。他们请求改变海军财政中1英磅等于14盎司，另外2盎司作为船上事务长的回扣的惯例。同时，他们要求港口能提供更多的面粉和蔬菜，以及对病弱士兵更周到地照看。最后，他们对离船上岸也要求海军部给予相应保证：

……我们也曾因保家卫国有功，而被人称扬；因此，当我们完成使命，从海上归来，在港口登岸之时，也理应能够一尝自由之甜美。16

海峡舰队上的船员拒绝起锚，并选举代表，接管了队内船只。英军主力舰队瘫痪，法军在海峡对岸却捷报频传，被逼无奈之下，英国政府只能选择和解：提高了海员的工资，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不少妥协。

在泰晤士河口处的诺尔（Nore）也停靠了不少船只，他们听闻反叛成功的消息，一时掀起了“斯皮特黑德热潮”。北海舰队（NorthSeaFleet）的亚当·邓肯（AdamDuncan）上校吊起了自己船上煽动闹事的祸首：“孩子们，看看这个东西，就凭他，也敢忤逆驱逐我，还妄想夺船？”这杀鸡儆猴的一招只平息了邓肯船上的骚动。5月，诺尔区的船员集体起义，要求政府做出更大的妥协，并撤去诸多军官的职务。但是这一次，政府决定守住底线，隔离了那些叛变的水手，并拒绝供应口粮，很快，水手们就招架不住，投降了。

有些人将兵变之祸归咎于配额军（Quotaman）的突然流入，他们被称为“小皮特的人”，是为了迅速扩充海军由各地政府征召的。这些人受教育的程度较高，却并不熟悉航海，肯定会成为不安定的因素，但所有斯皮特黑德兵变的领头人都是水手中的佼佼者或者低级军官，年龄普遍较大，想来应该是因为家累负担才铤而走险。而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诺尔兵变煽动者，也多是这类人。这些人是船上众人的天然领袖。当然，诺尔事件的领导者理查德·帕克（RichardParker）确实是以配额军的身份入伍的，但是他在此之前就是海员，还上过海军学校。帕克与其他28名诺尔闹事者一起被处以绞刑；军事法庭共审理了400多人，多数人都被赦免。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