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第22/23页）

五十年后，有超过五万的犹太人生活在德国，正如过去一样，他们当中的大部分生活在像柏林、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科隆、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今天，第三代德国的犹太人依然生活在德国，第四代即将诞生。几年前，在以色列总统埃泽尔· 魏茨曼访问德国的时候，他告诉一群德国犹太人，他不能理解为何他们生活在德国，他们真正的家在以色列。这不太温柔的责备引发了许多德国犹太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回应这位以色列总统：他们在德国有家的感觉，而且没有打算生活在以色列。事实上，超过五万的犹太人显然喜欢生活在德国，他们在那里是一个受到法律承认，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少数民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所有的人在德国都有家的感觉，同时感觉到自己是德国人。太多的德国人依然认为犹太人是非德国人。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伊格纳茨· 布比斯叙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插曲，它体现了作为一个犹太人今天在德国的含义。借以色列总统访问德国之际，布比斯被邀到一群接待以色列总统的政府官员当中。正式仪式之后，每个人都放松下来，端着鸡尾酒杯。联邦政治教育局局长走近布比斯，高兴地说道：“你的国家总统确实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布比斯回答道：“当然，罗曼· 赫尔佐格总统的演讲一直很好。”这位德国官员回答道：“不，不，我的意思是你的国家总统魏茨曼先生。”布比斯幽默地接受了它，但是悲哀地认识到犹太人依然没有被看作完全的德国人，而只是被看作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正如几个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太多的德国人假定德国人和犹太人属于不同的民族团体，犹太性的中心在德国之外的以色列。但是，大多数德国人没有像一些偏执的女人，送给布比斯一个签名电报，告诉他携带自己的数百万家财前往以色列。对犹太富人的陈词滥调十分顽固，它们是日常犹太恐惧症偏见的一部分。

尽管社会歧视性的犹太恐惧症偏见继续在德国存在，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潜伏的，被边缘化了。与新闻界造成的印象相矛盾，在德国，自从统一之后，无论是犹太恐惧症还是外国人恐惧症都没有太大的增长。对1989、1991、1994年民意测验的发现进行比较显示，一种趋势正在持续，它起始于1990年，朝向对纳粹的过去更加宽容，并更乐意与之妥协。1990年进行的对前东德反犹太人偏见的两个调查——那里之前没有进行过调查——显示：东德人甚至更少有对犹太人的偏见。这些和其他一些民意测验并不意味着，犹太恐惧症、外国人恐惧症或者民族主义的傲慢对德国的民主进程是不重要的，或者不包含危险。许多外国人恐惧症和反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在1990年统一之后给德国打上了标记，它们是不可能被忽略的，但是它们应该无损于1945年德国人作出的进步。采用一个医学的类比来说，犹太恐惧症的偏执在今天的德国有所缓解，但是它远没有被根除。它依然是一股流动的憎恨和根深蒂固的偏见的潜流；它维系在必须支付赔款的憎恨，使得人们的和平和幸福受到纳粹残暴行为令人烦恼的提示的骚扰，尤其是受到外部世界不断提示的骚扰：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可能是大规模杀戮的执行者。有多少德国人如此感受是难以判定的。毫无疑问，这里存在着犹太人仇恨者小小的硬核：它不会因为奥斯威辛而宽恕犹太人。但是，这样变态的观点是潜流的一部分，它不可能膨胀成为另一股纳粹激流，也肯定不会以六十五年前的形式出现。

纳粹的种族强迫症没有使第三帝国逃脱衰亡，但是使十二年帝国存活的东西，并证明比希特勒、去纳粹化、苏维埃化、美国化更强大的东西，是德国的民族性格及其所带有的优势和劣势。在一个共产主义东部和一个资本主义西部的表层之下，德国人继续是德国人。德国人不屈不挠的、不变的核心坚持了下来，并且拒绝通过外部大国的指令加以变化和进行重大的塑造。另外，通过自己内部的逻辑来塑造德国的未来是可能的。尽管德国民族性格经久不衰的核心不是希特勒式的，它也和民主不相兼容，但它不是美国经验核心中的多元主义精神。德国人不会接受美国一个移民社会的模式：多元种族、多元宗教或者多元文化。这将违反他们德国人的身份，以及核心的信仰。德国人依然支持同质整体的文化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德国为的是德国人，法国为的是法国人，意大利为的是意大利人。根据这种模式，群体的混合稀释了民族的实质；相反，它也剥夺了民族群体不同的身份，强迫它们进入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的（意味着最低限度的）泛欧社会或者美国社会。许多德国人，尤其是政治的右派，似乎感觉到假如民族群体不被允许在客观上相互存在差异，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共同的整体。德国人正是获得了国家的统一，他们才再次寻找民族的统一，他们似乎感觉到这样的解决方案存在于重建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之中。但是，他们对准予少数民族可许可的差异范围是含糊的，因为和以前一样，他们没有确信做一个德国人意味着什么。近来向右翼的转变看样子会使这些议题继续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