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第21/23页）

对科尔可爱计划的争执——尤其是柏林博物馆——只是一场争吵的预热而已，这个争吵与莱亚· 罗施建议的已经计划好的大屠杀纪念馆有关。莱亚· 罗施是一个电视脱口秀的女主持人和媒体明星，她在柏林一个纪念大屠杀受害者的纪念馆建设的背后是推动性的力量。尽管有私人基金的赞助，因为这个计划要求得到波恩政府和柏林议会的支持，更不用提需要一大批规划师、建筑师和艺术家，因此它停顿了下来，可能永远也不会建造起来，但肯定不会以罗施设想的宏大形式建造。简· 克雷默描述了围绕着罗施大屠杀纪念碑的争论，认为它已经转变成了“毛骨悚然的公共娱乐”。克雷默把给自己取了犹太人名字的罗施描绘为装腔作势的媒体贵妇，她越出了各种动机——从对大屠杀牺牲者真正的同情到自我提升，以及罪行的具体化——已经进入了“大屠杀的职业”。假如由她决定的话，德国人在柏林市中心将拥有一个巨大的墓碑，它的尺寸是足球场一般大，以倾斜的水泥板塑造，上面刻着400万犹太受害者的姓名。从马察达采集来的18块巨石将散布在受害者的姓名中，一块巨石标志着一个集中营。人们责难这一计划耗资巨大、无法实施、矫揉造作。在这一作了记号要建纪念碑的地区建造公寓房的开发商表示反对那些计划，因为他们要他们未来的租户在楼上看见的是歌德的雕像，而不是五英亩刻着犹太人名字的水泥板。

科尔总理以及分享其情感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政治家，乐意在集体的记忆中容纳德国过去的邪恶，但是他们要让它边缘化，以支持一个过去更为辉煌的部分，它们包括歌德、席勒、赫尔德、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对于他们来说，旨在悔悟和赎罪的忏悔式记忆不是唯一的，更不用说是重要的集体记忆的形式。总理和历史学家科尔需要画完罗马天主教总理阿登纳的圆圈，把德国人从历史的枷锁中释放出来。完成这一任务需要重新创造更为英雄的德国历史。德国历史的成就将展示在公共展览馆内，民众在那里能够看到显示德国伟大的更为高贵、更为英雄的形象。希望通过展示一千多年的德国历史，通过比较，十二年的第三帝国的重要性将萎缩下来。希特勒释放的邪恶将被放逐到历史当中。

这一历史的驱邪行为要求创造新的神话历史，在许多今天的德国人当中拥有支持者。科尔了解他的民众；他知道他们希望政府划出最终的界限，使他们从留存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正如尼采很久以前注意到的，太多的记忆会使活人虚弱，因为过去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身上。创造性的成就，要么处于过去伟大的光环下，要么处于过去邪恶的覆盖下，它是非常不容易的。像犹太人一样，德国人周期性地患上有害的历史狂热，即病态地偏执于沉重的、在活人的生命中散布了麻痹的沉重过去。科尔总理和许多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似乎更喜欢逃避黑暗的过去，他们运用了尼采所说的“不朽的”方法，它强调过去伟大的、闪光的瞬间，忽略了黑暗的插曲。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想要采用“批判的”模式审视过去。这一模式存在于把过去带到审判庭，进行无情地审问，最终给它定罪，从而使新的东西诞生。无论一个人站在哪一边，对历史的争论都是健康的，因为只有这样的方式，未被把握的过去才可能从心理抑制的黑暗沼泽里解脱出来，被理性之光审视。只有这样的方式，未来的一代代人才可能更轻松地呼吸，忍受更少的未被把握的过去的痛苦。

一个非常重要的和相关的，也是经常在德国内外被问及的问题是：犹太人是否可以在今天的德国自由地生活和呼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之后，犹太人清楚地感到他们在德国没有生意可做。大屠杀的幸存者不能原谅或者遗忘。对于他们来说，德国人是永远有罪的。不到一万的德国犹太人在最终解决方案中幸存下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决定离开这个残暴的、他们已经感到恐惧和厌恶的国家。莱奥· 贝克没有回来，大多数被阿道夫· 希特勒驱逐的知识分子没有回来。一些人——比如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阿诺德· 茨威格、恩斯特· 布洛赫、汉斯· 约阿希姆· 舍普斯——回来帮助重建这个被战争破坏的、精神贫困的国家。尽管他们在纳粹德国忍受了迫害，像维克托· 克伦佩勒的其他一些人依然决定留下来，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前往。他们的纽带似乎比纳粹施加在他们身上的伤害更加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