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第13/23页）

对于那些真正试图与纳粹的过去达成妥协的人来说，看到前纳粹在西德组织的高层重新出现是特别难堪的。帮助起草纽伦堡法律，并构想出犹太人必须使用中间名“以色列”和“莎拉”的汉斯· 格洛布克在阿登纳的政府中担任国务秘书，直到1963年退休。弗里德里希· 弗里克是一个富裕的工业家，依靠剥夺犹太人的财富和让他们从事奴役劳动使自己发家致富，他不得不出售他的煤矿，但很快就通过收购戴姆勒· 本茨以从事金融东山再起，成为了联邦德国最富裕的人。弗里克像诸如阿尔弗雷德· 克虏伯那样的其他工业家一样，被判处了实刑，但后来都得到了减免。I.G.法尔本公司的经理都涉及奥斯威辛（莫诺维茨集中营）计划，他们都继续在德国的工业领域占据有利可图的位置：弗里茨· 特尔· 梅尔成为拜尔化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鲁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海因里希· 布特费施董事会董事；在奥斯威辛管理莫诺维茨集中营的瓦尔特· 杜尔费尔德成为了绍尔文化学公司董事会董事；奥托· 安布罗斯被委任为几个董事会的董事长，并且成为波恩政府的顾问；奥古斯特· 海斯迈耶是党卫队将军、希姆莱的伙伴、帝国妇女联盟主席格特鲁德· 朔尔茨—克林克的丈夫，因为篡改自己的姓名只受到些微的惩罚，在战后的余生担任了可口可乐子公司的经理。这个名单还可以数以千计地扩展。根据汤姆· 鲍尔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六十多名德国的大使和外交官曾是纳粹党的著名人物，他们帮助弗朗茨· 拉德马赫组织了最终解决方案。当然，一个与拉德马赫一起工作的年轻外交部官员声称他一无所知，他就是库尔特· 格奥尔格· 基辛格，他在1966年成为西德总理。

围绕基辛格被任命为总理的争论也许远超过较早的格洛布克的案例，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的责任上，先前被心理抑制的东西突然跃入了公众意识，挥之不去。基辛格纳粹的过去一直是公共争论的主题，当一个年轻的女人贝亚特· 克拉斯菲尔德在公共场合扇了总理一个嘴巴，这一过去成了一个重大的新闻。尽管许多人谴责了克拉斯菲尔德，但是她也有许多支持者，著名的有作家海因里希· 伯尔，在她被判刑的时候，他送给她一束玫瑰。基辛格的案例证明纳粹的过去是如此无处不在，毒害着环境，麻痹着国家的集体自信。至少非常清晰的是：直到老一代人把权力交给战后一代，揭发纳粹分子在敏感的公职岗位隐姓埋名的就职才得以结束。甚至调查纳粹战争罪行的路德维希堡中心部门的主任埃尔温· 舒勒也被怀疑（证明是错误的）亲自卷入东部前线的战争犯罪；由于这危害了其岗位的任务，他辞去了职务。

当然，未被把握的过去不只是一堵分割德国和更健康未来的墙。自1961年8月13日开始，一堵物理的墙也相互分割了西德和东德，凝固了向两个分离的国家的表层流动，这两个国家追求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和文化的目标。在西德，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竖起了强化其余两堵墙的另外两堵墙。除了上述提及的代际冲突之外，西德社会也面对着尖锐的“外籍劳工”的社会问题。这些劳工从地中海各国——尤其是南斯拉夫和土耳其——被请到德国，填充由严重的劳务短缺产生的鸿沟。德国的工业严重地依赖于这样的外籍工人去满足低报酬、无技术、临时性的岗位。这些类别的工作是工会化的德国工人拒绝接受的。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雇用这些外国工人的雇主都没有想到：假如这些工人选择留下来，拖儿带女，并且在德国生育孩子，并在此抚养会发生什么。当德国的经济奇迹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不景气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挫折的时候，这些外国工人变得不受欢迎了。1989—1990年德国的统一使这个社会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好像它使所有其余的障碍都尖锐起来。这些障碍继续把德国民众彼此隔离，因此总体上把他们与世界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