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23/31页）

犹太人处于纳粹机构和街头暴民的交叉火力中。纳粹的官僚设计了越来越多的方法来确定、注册、掠夺、勒索犹太人，并把他们驱逐出境。犹太人被禁止改变他们的姓名，以防止他们掩盖他们的犹太人出身。他们必须持有表明犹太性的证明文件。除了伤害，还有侮辱，纳粹官员明确要求犹太人只能持有官方已经认定为犹太人的名，同时所有犹太男人必须加上“以色列”的中间名，所有犹太女人必须加上“莎拉”的中间名。从1937年秋季开始，护照受到有效地限制。除非出于移民的目的，新的护照不再发放。1937年10月，所有犹太人的护照被政府收回，仅仅允许移民这一目的，重新发放印有犹太人首字母的护照。

这些加速的反犹太人举措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它们必须在发生于国际舞台的更大行为背景下加以审视。1938年夏季，希特勒在苏台德地区激起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危机氛围。德国的报纸和广播电台以歇斯底里的言语谈论捷克人对可怜的苏台德人犯下的可怕暴行。希特勒私下已经决定给予捷克人以彻底打击，不是他需要苏台德的德国人，他们的悲哀在他的政治日程表中排位较低，而是因为他需要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向东方扩张的跳板。愤怒的外交行动导致了慕尼黑的绥靖协定，并显示了在苏台德问题上西方对希特勒的妥协与犹太人问题上西方的妥协之间紧密的关系。正如西方大国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们进行谈判，忽视和出卖他们关键的国家利益一样，他们也越过犹太人的领导，忽视他们所面对的来自纳粹的致命威胁。

这一外交背叛的最好例证，是7月6日至14日在日内瓦湖畔的法国依云度假区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犹太难民的问题。尽管会议由罗斯福总统发起，他非常认真地致力于演说，阐述由纳粹政策引发的世界范围的难民危机，但是，来自32个国家的140位代表带着已经决定好的议程来到依云，这些议程不是用来帮助犹太人的，而是阻止他们移民到各自的国家。从德国来到依云的犹太人代表团包括“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的代表，他们很快发现英国人和美国人，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人，都不愿意放松他们的移民法。事实上，内维尔· 张伯伦在依云已经督促美国人将巴勒斯坦排除在依云的会议议程之外，因为他不想让他的代表处于不得不拒绝旨在进一步将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或者英国领地的建议的尴尬地位。张伯伦一直姑息希特勒，这意味着英国不想暴露犹太人移民的真正原因，即失控的纳粹政权在实施着无情的迫害。

因为英国和美国都不愿意接纳更多的犹太人进入他们的领土，其他三十多个国家悄悄地追随其后，关上了它们的国门。海伦· 费恩写道：那时的观察家认为，依云会议是“英国—美国合作虚伪的演习”，几位其他的评论家指出依云会议是“天真的”、迷惑人的倒退。随后由依云会议起草的备忘录在1938年10月被送到德国外交部，这个备忘录进一步支持希特勒，陈诉没有一个出席依云会议的国家会挑战掌握着其内部事务的德国政府的权力，其中包括移民事务。在依云会议和世界其他地方发出的伪善措辞背后，无论是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还是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或者世界新闻媒体，人们可以周期性地发现明显的反犹太人偏见。依云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迈伦· C.泰勒毫无疑问地相信，他对“倾倒在”美国海岸的犹太难民的警告仅仅反映了美国的舆论，根据近来的民意测验，舆论表明67.4％人要求将难民赶出去。

假如依云会议证明是西方合作虚伪的一个借口，同时加强了希特勒对民主软弱的心理意象，那么它至少实现了一个实际目标，即建立一个政府之间的难民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协调国际之间的努力支持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领导委员会的是罗斯福的私人朋友乔治· 鲁布利，一位七十岁的国际律师，他被赋予了代表犹太人和纳粹进行吃力不讨好的谈判任务。鲁布利和纳粹的谈判通常陷入困境，因为双方在犹太人应该上交多少钱才能获得自由方面不能达成共识，同时也因为很难发现乐意接纳他们的国家。希特勒一段时间一直在嘲笑民主国家，因为他们拒绝使他摆脱他的犹太人口，结果是他更进一步挖苦这些国家在依云会议上作出的努力。在纳粹党1938年9月12日纽伦堡大会上希特勒的最后演讲中，他的主要目标是发起对捷克斯洛伐克歇斯底里的战争。在其中，他也没有放过另一次机会指出犹太资本主义和犹太人激发的反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他这样一个信念：犹太人正依靠将对立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植入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肌体，来毁灭它们；同时，他们操纵不可避免的对抗，等待着一旦他们的敌人自我毁灭就马上接管这个世界。希特勒相信大国的统治精英还没有被犹太人颠覆所污染，他们本能地鄙视犹太人，他们的民众和他们一样深深地厌恶犹太人。在他心里，这解释了为何这些国家拒绝接受额外的犹太“寄生虫”。德国至少对自己的犹太人是诚实的；就希特勒所关心的，他对西方的虚伪厌倦了，因为这些民主政体有机会行动的时候，他们给予犹太人的一切只是道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