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13/31页）

因为有这些障碍，因此并不奇怪的是，犹太人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接受移民，通常是在纳粹大规模地攻击他们之后。第一次协调一致的攻击发生在1933年，随后是1934年的平静，1935年以合法的形式再次发动攻击，1936年又是一个平静（这一年举办了奥运会），集聚的风暴在1938年的大屠杀中达到了高峰，接着发生的由政府支持的举措所引发的洪水把犹太人变成了非人。尽管在1933年针对犹太人发布的立法洪水剥夺了犹太人的许多公民权，但是他们依然把希望留在经济领域。1934年8月，希特勒任命希尔马· 沙赫特为经济部长，在接受这个职位之前，沙赫特与希特勒进行了私下的会晤，其间他询问了希特勒有关犹太人角色的问题，他被告知：“在经济领域能够继续从事他们至今做的事情。” 沙赫特预见了犹太人不同的角色，这涉及剥夺他们的公民权或者政治权，但不是他们的经济权，并且希特勒最初似乎站在他这一边反对纳粹党的极端分子，他们要将犹太人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沙赫特后来宣称在他担任经济部长期间（1934—1937），他一直保护着犹太人的经济地位。这个宣称不完全符合历史的记载。无疑，沙赫特保护了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人的银行，反对他所称的“无法无天的针对犹太人的骚乱行为”，但是，他后来散布的用保护性手段保护犹太人的传奇只不过是自利的辩解。

事实上，早在1933年，犹太人在紧张的压力下出卖了他们的企业，这一压力、威胁、讹诈后来被称为雅利安化。在1933年到1938年间，这一实践委婉地被称为“自愿的雅利安化”，并涉及犹太人拥有的企业转移给雅利安的买主。当纳粹党发动第一次针对犹太企业的攻击时，沙赫特的“保护性手段”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因为沙赫特的权力被限制在与其他纳粹领导人的关系中。这些领导人与希特勒更接近，他们是戈培尔、希姆莱、戈林。例如在1934年，在漫长的勒索之后，戈培尔和希特勒的帝国新闻办主任、纳粹党主要出版社的出版人马克斯· 阿曼强迫几家著名的犹太出版公司出售给雅利安人的公司。乌尔施泰因出版帝国被评估了4000万到6000万马克的价值，迫于压力仅仅以1000万马克出售给了纳粹拥有的埃荷出版社。摩西的连锁店以400万马克出售，它的股份转移到一个雅利安人的企业。索尼曼—西蒙家族拥有的《法兰克福汇报》1933年前在反对纳粹的行为中特别著名，它被转移给I.G.法尔本，索尼曼的后裔放弃了对这张报纸的管理。

这些和其他至今仍然是“自愿的”雅利安化，代表了纳粹对犹太人经济攻击的先导，它的发生不断增多，并与“自愿的”移民、街头暴行、反犹太人的法令同时出现。正当无法无天的行为似乎在1934年平息的时候，纳粹在1935年春季加速了步伐，将他们重新发起的狂怒推向顶峰，他们剥夺了犹太人作为德国人的公民权，给他们打上了种族敌人的标记。而在1934年，他们却给予犹太人一个幻觉：让他们痛苦的人已经满足了自身的成就，并给犹太人开启了希望的窗口。

妄想加速：纽伦堡种族法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的十八个月里，没有给德国人民一点喘息的时间，不断地展示烟火、演讲、呼吁、出乎意料的行动、装腔作势的表演。他也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对德国所谓敌人的进攻，特别是针对犹太人。假如不是更早，到1935年开始，这位独裁者和他的听众都厌倦了革命的巨变。为了预先阻止进一步的公共骚乱，元首宣布革命的阶段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重心将是进化，而非革命。这个过程没有发生，甚至在1934年夏季清洗了罗姆，希特勒获得了全部独裁权力之后也没有发生。尽管希特勒已经消灭了罗姆，把冲锋队降为仅仅是纳粹党的宣传工具，使得军队而不是冲锋队成为国家武装的唯一持有者。冲锋队继续积极地投入到激起反犹太人的煽动和暴力当中。

1935年，人们发现反犹太人煽动的增长，大多数都是由冲锋队和纳粹党党员发起的，因为各种理由，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在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中获利。施特赖歇尔粗俗的犹太恐惧症在《突击手》杂志得到了体现。这本杂志在全德国放置在公共展示箱的突出部位。施特赖歇尔的小型画刊给德国人提供了毛骨悚然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述了所谓犹太人的邪恶，其形式是祭祀杀婴和种族污染。1935年夏季，施特赖歇尔在柏林和汉堡发起了大众示威，警告容易上当受骗的德国人：犹太人既不是人，也不是动物，而是魔鬼的手工艺品，德国人的拯救依赖于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与学生的会面当中，施特赖歇尔详尽地叙述了应该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他告诉他们：“假如反对犹太人的战争没有战斗到完成之时，我们所有的斗争都是徒劳的。把犹太人赶出德国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在整个世界被杀绝，这样人类才能摆脱他们。”施特赖歇尔担心德国种族被犹太人所玷污，同时，戈培尔固执地全神贯注于德国文化，并将犹太人清除出帝国作家协会（4月12日）和帝国新闻协会（4月24日），这样就有效地使犹太人在任何行业都不能以作家身份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