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再战长沙（1941年9月～1941年10月） 阿南之野望（第6/11页）

抗战中，炮兵一直是国军的软肋。先别说性能，只说数量，简直太少了。虽在1941年日苏签订中立条约前，莫斯科最后援助了200门野炮，但分到七个独立炮兵团后，也没有多少。第9战区的直属炮兵部队统一由王若卿少将指挥，数量亦有限。

赵子立回忆，看到薛岳和吴逸志的应对部署后，他吓了一跳，因为这种一字长蛇阵是两年多以前南昌会战中罗卓英防守修水的翻版。当时，修水之战已成为经典的失败战例，被蒋介石发放到各战区加以检讨。赵子立是在电话里接到薛岳命令的，放下电话，叫作战科起草命令的同时，他赶往长官部，想阻止这件事。

吴逸志见到赵子立，兴奋地说：“这次我们要在汨罗江南岸与鬼子决战！”

赵子立随即见到薛岳，说：“在汨罗江南岸进行决战，将不利于我军。”

薛岳皱了下眉头。

赵子立说：“若以第26军和第37军为主力在汨罗江南岸进行持久性防御和决战，那么一旦两军被鬼子突破，再想后退决战也迟了，全线亦有崩溃的可能。目前就这两个军的力量来说，没把握阻挡住日本人。与其这样，不如等增援部队赶到再做反攻。等待期间，汨罗江南北各部逐次抵抗，右翼至少向东延伸到浏阳一线，避免被敌人捕捉右侧背，反击时亦能攻其左侧背。抵抗到浏阳河南岸后，可进入防御阶段。衡山方面的第10军可巩固长沙城防；至于炮兵，亦应集结在长沙附近。在逐次抵抗中争取外线，援军全部到达后再进行反攻。”

上下级关系中，当大人物提拔一个小人物之前，对小人物的个性和锋芒往往是会保护的；但是，当小人物真的被提拔后，如果仍不停地保持自己的个性与锋芒，那么大人物就未必能接纳了。

现在，薛岳和赵子立的关系就已渐渐转到这个层面上了。

听完赵子立的建议，薛岳摆了摆手，说：“逐次抵抗，说得容易，若不进行坚守，兵败如山倒，又如何掌握部队？与崩溃何异？争取外线，人人会讲，但怎么争取，需看实际情况。”

总的来说，赵子立的战术还是更适合这次会战的。不过，也不可能否认，其中一些东西是事后判断。比如在赵的回忆中，他认为，这二次长沙会战应从罗卓英第19集团军和王陵基第30集团军那边抽调更多的部队过来。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薛岳无法确定日军是否会和第一次长沙会战那样在江西方面进行大策应（日本人称第一次长沙会战为湘赣会战），所以没敢从赣西北抽调更多的人马增援湖南。

回到新墙河。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两边的士兵已隔河对峙整整两年。

新墙河南岸的阵地不算简陋，除布置有绵延的倒钩铁丝网外，还有前沿地雷阵地。后面是主阵地，主阵地又分两块，一是河岸阵地，二是后面的高地阵地。河岸阵地和高地阵地间是空荡的村庄，士兵利用房屋做掩体，又形成一道靠近河岸的夹心阵地。在没有村庄的地段，用纵横的交通壕进行延伸连接。为对日军进行侧击，侧方位也进行了火力配置。这样算起来，整个南岸阵地纵深达到六公里。

但是，由于在新墙河南岸守备的欧震第4军中已有不少部队被派到北岸参战，日军渡河后，该军各部和配属给他们的董煜第60师紧急回防，匆忙回撤阵地，导致局面非常混乱。日军徒步过河（1941年的新墙河最宽处70米左右，平均深度不到1米），趁乱突击，造成中国守军被动的局面。

只说第4军所辖第102师。

从出身看，这个师是黔军系统，师长柏辉章也并非黄埔毕业，但由于战力不俗，被薛岳调到第4军。第4军以“抗战建国”为代号，军部和直属部队的代号是“抗”，第59师代号为“战”，第90师代号为“建”，第102师代号为“国”。

“国”字师守备在新墙河中段关键位置。柏辉章的手里，除三个建制团外（第304、305、306团），还有一个野战补充团。现在的情况是，渡到北岸作战的部队正在回撤中，正面已开始强攻的日军又太多。在这个区域，日军集结了第6师团，以及第3师团和第4师团各一部。

主攻柏辉章第102师正面的第6师团，其师团长神田正种的战术虽非一流，但手下老兵都已在华作战多年，经验极为丰富，从大云山撤退后，就等着这一仗了，因此注定了第102师要面临的血腥和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