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沪上的秋天（1937年8月~11月） 腹背受敌（第7/8页）

在刘行争夺战中，胡宗南指挥部队跟日军血拼，一周过后伤亡惨重，但胡始终没打电话要援军，在那默不吭声地顶着，后来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知道了情况，在电话里对胡宗南说，今天就派部队去换你们，这时候，胡宗南才说：“再不来人，我自己就要拿着枪上了。”以第1军第1师为例，从团长到旅长死伤8人，至于连长一级的，除通信连外，其他多个连长全部因伤亡而换人，部队长尚都如此，士兵们的伤亡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战力的差距，当时平均下来，一场会战后中日双方的伤亡最少是5比1。也就是说，至少付出五条华夏男儿之命，才可搏杀一个鬼子。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的伤亡超过了20万人，如果算上重复受伤人数，这个数字得翻番。

其中殉国：军长1名，第67军吴克仁；副师长2名，第175师夏国璋、第75师吴国璋；旅长超过10名，包括第88师第264旅黄梅兴、第67师第201旅蔡炳炎、第171师第511旅秦霖、第170师第510旅庞汉桢、第58师第174旅吴继光、第67军第321旅朱之荣、第67军第322旅刘启文等；团、营一级的校官，基本上每个师都伤亡三分之二，至于连、排一级殉国的将士更是不可胜数。

前面说到了中日战力，当时国民政府虽然搞了整军计划，但由于被七七事变打乱，所以开战时军队编制仍比较乱，既有中央军，又有地方军、杂牌军，武器既有国产的，又有进口的，每支部队有一堆牌子。而士兵出现重大伤亡后，在补充新兵时，由于没有征兵制，能把地方保安团补进来已经不错了（到南京战时只能补充壮丁）。日军那边恰恰相反，有独立的军事工业、完整的兵役制，即使一线部队有大的伤亡，也能及时地把具有军事经验的预备役士兵（完成现役者，即退伍老兵）、后备役士兵（既完成现役又完成预备役者）补充进来，而不用担心战斗力有什么滑坡。

上海大战中，日军采用陆海空协同作战，飞机、大炮、坦克、军舰火力联发，不仅地面火力能压制住中国军队，最关键的是掌握了制空权，很多中国士兵还没跟日军接触，就已葬身炸弹下。围攻上海市区不得手后，中国军队被投到上海四周狭小的地带，攻又不现实（桂军之反击就不用说了，吴奇伟第4军之张德能第59师，当时也反对防御，率部向日军反击，结果根本打不过去），只好层层防御，陷入被动，伤亡惨重，而撤退时又连失良机。

还有一点：上海战，日本那边指挥简洁，只有两级：派遣军、师团。中国这边一层层就多了：开始时，是战区、集团军、师三级配制。随着赶到上海的师增加，于是把两个师弄在一起，编成“军”（有的军只有一个师）。“军”的增加有必要，但接下来就有点乱了。一些师长被提升为军长（李延年、王敬久、宋希濂、孙元良、夏楚中、俞济时等）后，陈诚为老部下第18军军长罗卓英鸣不平：一下子出来那么多军长，难道老资格的罗卓英还照样当军长么？蒋介石也觉得不好办，不过他是想到了自己喜欢的胡宗南，总不能让他继续当军长吧，于是发话，在“军”之上加了个“军团长”，胡当了军团长（第17军团长），后来罗卓英在陈诚的力荐下，当了集团军副总司令。还没完：为了“清楚各自的责任”，又搞了“兵团”，把上海的中国军分成三部分：陈诚左翼军、张发奎右翼军和张治中（朱绍良）中路军。同时，又给陈诚安了个帽子：上海前敌总指挥。也就是说，到最后，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分六层指挥：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

关于兵种间配合得不好，前面已经说了，往回撤时，炮兵第10团团长彭孟缉专门找到第9集团军司令部，对作战科长史说发火：你能不能下令叫步兵别扔下我的炮兵就走？！至于步兵和战车部队更是没有配合，步兵认为战车有装甲，还用我们掩护干什么？

尽管问题多多（有的问题是因实力所致而没法避免的），但三个月的上海大战仍值得后人致敬。大战期间，上海和后方的民众以各种形式慰问广大将士，送到前线的慰问品堆积如山，后来由于实在太多了，只好堆在南京到上海的铁路沿线各站点。在大战中，更有会驾驶汽车的上海青年冒着敌人的炮火，飞车狂奔于前线和市区医院，争分夺秒地救护伤员。9月底，上海战场形势吃紧，杭州方向的第10集团军派所属第19师（师长李觉）增援大场，该师派一部先行，部队到南翔后，旅长唐伯寅（湖南讲武堂，湖南湘潭人）等人要先到大场联络友军，于是就拦住一辆飞驰的卡车，卡车是运送伤兵的，上车后发现：司机是个十八九岁的美丽少女。开始呢，还以为是女兵，一问才知道，是来自上海的童子军，女孩刚刚高中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