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卷九（第16/25页）

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以上言治乱兴衰有《通鉴》可稽，而典章经制无书可以会通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后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后，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汩；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以后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后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以上言杜氏《通典》尚有未备未审之处

愚自蚤岁盖尝有志于缀缉，顾百忧薰心，三余少暇，吹竽已涩，汲绠不修，岂复敢以斯文自诡？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以上自述己之著作较《通典》有同有异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之。以上言采摭旧说，间附己意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陈寿号善叙述，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纪》、《传》，而独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学陋识操觚窜定其间，虽复穷老尽气，刿目铢心，亦何所发明？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后之君子，倘能芟削繁芜，增广缺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于覆车之愧，庶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以上谦言，恐有繁芜缺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