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奏稿卷一（第6/10页）

——进讲年数

谨按康熙进讲，自九年至二十五年，凡十有七载。中间如三藩用兵，九省骚动，捐例常开，仓库空虚，实有倍甚于今日者，而未尝停讲。盖圣祖实由于此中深求政要，兼厉人才，非以此为文章之娱也。汤斌之放江苏巡抚，圣祖谕曰：“以尔久侍讲筵，老成端谨，故特简尔。”熊赐履之既没，圣祖谕吏部曰：“赐履夙学老成，为讲官多年，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体，直言讲论。”当时伟人辈出，大抵多识拔于讲筵之中。盖侍学既久，故知之真也。皇上复举旧章，伏愿行之久远，不可遽求速效。虽有偏灾小警，不可停罢。渐濡既久，风气日振。臣前折所谓十年以后，人才当有起色也。若举行数载，或即停止，虽于圣学无损，而固不能收百年树人之效。区区之忱，尤在于此。伏乞圣鉴。

以上十四条，竭臣愚忠，粗定大概规模。其有不典不详，求皇上饬交各衙门核复施行。谨奏。

议汰兵疏 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

奏为简练以裕国用事。

臣窃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

至于财用之不足，内外臣工，人人忧虑。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固已不胜其浩繁矣。乙巳以后，秦、豫两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歉收，恒在千万以外，又发帑数百万以振救之。天下财产安得不绌宣宗成皇帝每与臣下言及开捐一事，未尝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滥杂，悔取财之非计也。臣尝即国家岁入之数与岁出之数而通筹之，一岁本可余二三百万。然水旱偏灾，尧、汤不免。以去年之丰稔，而江、浙以大风而灾，广西以兵事而缓，计额内之歉收，已不下百余万。设更有额外之浮出，其将何以待之今虽捐例暂停，而不别筹一久远之策，恐将来仍不免于开捐。以天下之大，而无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图，而贻君父之忧，此亦为臣子者所深耻也。

当此之时，欲于岁入常额之外，别求生财之道，则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诚不可以妄议矣。至于岁出之数，兵饷为一大宗。臣尝考本朝绿营之兵制，窃见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实为兵饷赢绌一大转关，请即为我皇上陈之：

自康熙以来，武官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因定为例：提督空名粮八十分，总兵六十分，副将而下，以次而减，下至千总五分，把总四分，各有名粮。又修制军械，有所谓公费银者，红白各事，有所谓赏恤银者，亦皆取给于名粮。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绿营兵数虽名为六十四万，而其实缺额常六、七万。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议起，武职坐粮，另行添设养廉，公费、赏恤，另行开销正项，向之所谓空名者，悉令挑补实额，一举而添兵六万有奇，于是费银每年二百余万。此臣所谓饷项赢绌一大转关者也。是时海内殷实，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钱粮已经四次，而户部尚余银七千八百万。高宗规模宏远，不惜散财以增兵力。其时大学士阿桂即上疏陈论，以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项新添兵饷，岁近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须用七千万，请毋庸概增。旋以廷臣议驳，卒从增设。至嘉庆十九年，仁宗睹帑藏之大绌，思阿桂之远虑，慨增兵之仍无实效，特诏裁汰。于是各省次第裁兵一万四千有奇。宣宗即位，又诏抽裁冗兵，于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举而加六万五千，嘉庆、道光之减兵，两次仅一万六千；国家经费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节之如此其少且难也。

臣今冒昧之见，欲请汰兵五万，仍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骤而裁之，或恐生变，惟缺出而不募补，则可徐徐行之，而万无一失。医者之治疮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北宋中叶，兵常百二十五万，南渡以后，养兵百六十万，而军益不竞。明代养兵至百三十万，末年又加练兵十八万，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开国，本不藉绿营之力。康熙以后，绿营屡立战功，然如三藩、准部之大勋，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后，如川、楚之师，英夷之役，兵力反远逊于前。则兵贵精而不贵多，尤为明效大验也。八旗劲旅，亘古无敌，然其额数，常不过二十五万。以强半翊卫京师，以少半驻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满。国初至今，未尝增加。今即汰绿营五万。尚存汉兵五十余万，视八旗且将两倍。权衡乎本末，较量乎古今，诚不知其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