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书札卷四（第4/16页）

初意造排止为湘水之计，厥后欲用以驶出江湖，则短小笨滞，止成儿戏。所造样船，亦因匠生木脆，不成规模。又天雨不息，无处兴工，无地操勇。此其烦恼者一也。

省城各事，间未检点。如初四接尊处保举一单，初五日接仓少平百二十千钱捐从九一函，初六日诸殿元回衡未领得火药，皆于鄙心不无介介。此其烦恼者二也。

王璞山本是侍所器倚之人，今年于各处表襮其贤，盖亦口疲于赞扬，手倦于书写。其寄我一函，曾抄示师友至十余处。近时人有向余讥弹璞山者，亦与之剖雪争辨，而璞山不谅我心，颇生猜嫌，侍所与之札，饬言撤勇事者，概不回答。既无公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同舟而树敌国，肝胆而变楚越。将来侍若外出，恐不能不另行招募，重费钱财，事机之歧，巧相错迕。此其烦恼者三也。

新化勇一营，省城已撤遣矣。侍复与招回操练，颇有可观。而其中有刁抗者数人，外间又有唆讼者数人，屡构事端，诉牒纷纷，带勇之官数易，帮办之员鲜贤，至令侍亲自鞫讯二次，欲撤则费已在前，欲留则患方在后。此其烦恼者四也。

常宁会匪不下四五千人，此次杀戮仅二百余人，其余聚则为匪，散则为民。如洋泉、杉木等处绅庶，见贼胜则戈矛以助贼势；见官兵胜则箪壶以犒王师。昨初一以后，送米，送牲来大营者，纷纷皆不可恃者也。其总头何仁义，即道州何贱苟。据称，其下近三千人，实与太平贼相通，此人不获，衡、永、郴、桂之祸盖无了日。又侍近在衡阳四十都一带，拿获齐匪七八人，熬审数夜，始吐真供。此起亦各处蔓延，将来必酿巨案。若不趁其未发，认真搜捕，则后日更为费手。侍若有鄂中之行，思留周凤山一营在衡，以资剿捕。然常宁之会匪，衡阳之齐匪，何贱苟之党羽，实非周凤山所能了。此其极不放心者一也。

样船造成之后，匠工稍有知识。成名标来衡，又有一番讲求，改造船只略得头绪，即价雇备民船，亦经广倩友朋善为料理。侍若果有援鄂之行，则绅士、匠工无所秉承，另委一人，则意不相属。至各项军器，如藤牌、铁弹之类，皆在远处购办，一经他出，百务皆废。此其不放心者二也。

捐输一事，所托之友，所发之书，盖已不少。据称待至岁暮，某处一千，某处五百，俱可按籍而索。事虽同乎水中之月，犹冀得乎十分之五，一经动摇，则全局皆空。此其不放心者三也。

由前四者，则知侍心绪之恶；由后三者，则知动摇之有损而无益。是以致书鄂垣，专候甄师回信。权其缓急，再定行止耳。

复朱石樵 咸丰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台旆尚滞鄂垣，为吾甄师所留；又闻贼舟回窜，黄州再陷，天下纷纷，何日始得廓清！

屡次来示，以为必须大兴义旅，别开生面，诚为今日至当不易之论。第统筹全局，总须以办船为先务；而办船一事，若在武昌或岳、常兴工，则恐修造未毕，贼舟上窜，则木料有焚掠一空之患，而工匠有迁徙无定之苦，故在衡城兴办，地方稍偏，可免惊徙之虑，又无甚远之虞。鄙意须改造战船二百号，定雇民船少则五百，多或八百号，水勇四千，陆勇六千，乃足以壮声势。私拟如此，不知能行得万分之一否。日夜望阁下归来，与定大局而商细务。南省诸君子，筠仙、季高居山中，不肯复出，憩亭亦以官事冗羁，未尝专谋斯举。惟璞山血性过人，日内以招勇煞费苦心，又以汰勇之故，与国藩小有龁。霞仙雅善调停，而性差迁缓，每思此举，如搏沙之不可以成饭，真闷人也。务望阁下星速归湘，同来衡城一商，或成或否，亦终有定议耳。

复吴甄甫制军 咸丰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逆船近复上窜，黄州再陷，伍太守殉难。并闻前队已上至阳逻等语。贼情飘忽如此，时时戒严，饷项何以克支！国藩前复奏一折，言贼舟若仍回窜，即当随时斟酌，或专由陆路星驰往救。其折已咨达函丈矣。此次贼艘回窜，多寡若何，究须南省往援否？或须国藩自行救援，或酌派兵勇数千往援，或北省留兵足敷防守，南省无庸派往？概求吾师飞速示知。